上章

看呢？”

    “一个人在这种地方，遇见亲人一定会哭哭啼啼，你虽跟她不认识，一提起来，有你弟弟的情分在那里，就跟亲人一样了。说不定她会动感情，哭出声音来不方便。”

    “是的。”杨大姐问，“那么，我如果不说破身份，又怎么说呢？”

    “造个因由很方便。好在小白菜见你能够到里头来跟她见面谈话，一定是有来头的，如果有冤枉，定会实说。”

    此言大有道理。杨大姐考虑下来，觉得隐藏身份跟小白菜见面，是个极好的建议，盘算下来有许多方便，因而欣然许诺：“好的！我听萧二娘的安排。请你吩咐，我算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

    “不必说得太详细，含含糊糊反而好。”萧二娘想了一下说，“秀贞，你仍旧是叶太太，是杭州城里一位大官家的女西席，这家的老太太听说小白菜遭了冤枉，很可怜她，所以派你私下进来跟她谈一谈。你懂了吗？”

    杨大姐听她一说，便全都领会了，“是，是！我明白。”她说，“我会随机应变。”

    “好！不过，你自己不要动感情，一露马脚，小白菜起了疑心，你就听不到真话了。”

    “是！”杨大姐很诚恳地受教，“多谢你提醒我，我会当心。”

    “那就走吧！在我住的地方跟她见面。”

    “那可是太好了！”杨大姐惊喜而感激，“太好了！”

    原来杨大姐人虽豁达爽朗，但世俗之见仍不能免，年近岁逼，也要讨点顺利，总觉得入狱已是万不得已之事，再要进入死囚号子，是件大晦气之事，如今不想能在无意之中，解消了心里的一个疙瘩，这一喜非同小可！

    “你先到我那里去等，我再去提她来。”

    “是！”杨大姐又摸了个小一点的金戒指在手里，拉住萧二娘问道，“你有没有女儿？”

    “有一个。”萧二娘照实答说，神情之间，未免诧异。

    杨大姐心想，一个最好。如果有三四个破费就太大了。“喏，萧二娘，”她将金戒指塞过去，“是我送你家小姐的，就算压岁钱好了。”

    笑面虎当然笑纳，心里也还有些懊悔，早知如此，不如多说一两个。但转念想到，杨乃武这场官司倘能翻过来，细水长流还有得打，捞外快的机会尽有得是，也就释然了。

    出了密室，杨大姐觉得双眼眩痛，闭一闭眼再睁开，只见笑面虎跟郑兴在低声接谈，便站远了等待。不一会儿，郑兴招招手说：“秀贞，你跟着萧二娘去好了。总要记住，心要定，话出口之前多想一想。还有，辰光不能多久。”

    “是！我只要问几句话。”

    萧二娘的卧室就在死囚号子后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走得到的死角落，在这里跟小白菜相会，比在死囚号子里好得太多了。

    像郑兴那么一样，一床一桌以外，别无长物。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墙上挂着一根皮鞭子，这当然是用来镇压犯人的，萧二娘大概亦知道此物刺眼，一伸手摘下来，就往床下一丢，接着揭开藤制的茶笼，倒了一杯热茶给杨大姐。

    “你请坐！我马上去领她来。”说着，萧二娘摸一摸大襟上拴着的一串钥匙，很快地走了出去。

    杨大姐面窗而坐，双眼只盯着通路。不久，发现人影，她的一颗心立刻跳得很厉害了。定眼看去，跟在萧二娘身后的小白菜，穿一套极脏无比的灰布棉袄裤；头发很多，乱糟糟地挽一个不成样子的髻；可是，漆黑的眼睛与白皙的皮肤所散发的动人的风姿，依旧不减——杨大姐曾见过她一次，不过，回忆已无法印证了。

    等她们推门入内，她已站了起来等着。萧二娘便向小白菜说：“这位就是叶太太。你有什么心里的话，可以跟她说。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小白菜木然不答，只不断地打量着杨大姐，眼中好奇多于疑虑。杨大姐便含笑招呼：“品莲嫂，你请坐。”

    小白菜动作迟缓地坐了下来，杨大姐将自己的那杯茶推到她面前，这时才发现小白菜的一双手，形状可怕，又红又白像红芽子姜，但粗细不一、弯曲不直也像红芽子姜的形状一样。杨大姐知道，这是挨拶以后，没有好好治疗的缘故。

    “品莲嫂，你没有想到有个陌生人来看你吧？”

    “没有。”小白菜慢吞吞地回答。

    “我姓叶，是一位老太太托我来的，这位老太太好行善事，她家的大少爷很有势力。这位老太太听说你遭了冤枉，托我进来跟你谈一谈，想帮你的忙，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一条生路出来。”

    “哦，”小白菜问，“这位老太太姓啥？她为什么这么好？”

    “原是为了行善，要打抱不平。至于姓啥，请你不必问，因为，做这样的事，总要有点顾忌，只能私下帮你的忙。”

    “怎么帮法？”

    小白菜问到怎么帮法，可以视作一个愿不愿意谈下去的条件。如果回答得不能令她满意，可能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想到这一层，杨大姐就不得不昧着心骗她一骗。

    “我家的那位少爷，在京里做大官，势力不小，他又最孝顺老太太，只要老太太可怜你，关照一声，他一定会出力救你的性命。”

    听到这话，小白菜的原显得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真的？”她说，“世界上真的还有好人？”

    “好人多得很。不过，忙也要帮得上，如果你不肯说实话，想帮忙也帮不上。”

    “我说，我说！”小白菜急急答道，“我为什么不说实话？”

    杨大姐点点头，暗中调一调呼吸，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们老太太要我问几句话，第一，真凶到底是哪个？”

    “真凶？”小白菜嘴角微撇，露出自嘲的苦笑，“假凶都没有，哪里来的真凶？”

    杨大姐又惊又喜，但旋即警告自己，不可激动！所以仍旧用平常的语气问下去：“这样说，你丈夫不是砒霜毒死的？”

    “不晓得。总归我连砒霜是啥样子都不晓得。”

    “既然如此，你怎么供说，是杨乃武给你的砒霜呢？”

    “县官逼我，要我说下砒霜毒杀亲夫，不是我自己供的。”小白菜将手伸了出来，眼圈也红了，“叶太太，你看，我这双手！十指连心，那种痛，到现在想起来，睡梦里头都惊醒。等绳子抽紧的那时候，县官要我说毒杀亲生父母，我也会说。”

    “原来是屈打成招。那么，”杨大姐很谨慎地问，“怎么不咬别人，单单咬杨乃武呢？”

    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显得很痛苦似的，好久，才叹口气说：“我对不起他，不过，没法子！”

    “为啥呢？”

    “县官问来问去，口气当中指的是杨大爷；我在那个时候，也想不起别人，只想到杨大爷。为了熬不起痛，口一滑，只好乱咬了。”

    杨大姐心想，自己兄弟一定也是这样的情形，一上大刑，痛彻心扉，为求解得一时苦楚，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答供，才能让问官满意，立刻松刑，此外都非所计。两相印证，屈打成招的事实更明显了。

    “还有句话，我们老太太说，好像不便问你，不过不问就好像生了病要瞒人一样，不是件好的。所以，我还是要问，请你不要动气。”

    “问好。”

    “你跟杨乃武到底有没有‘花头’？”

    小白菜脸一红，有些忸怩了——这就不必开口，亦知真相，但是，杨大姐还是静静地等待。

    “事到如今，也不必怕啥难为情了。”小白菜突然抬一抬头，很清楚地答说，“有的！”

    “我想也有的。不然，你心里只想起他。”说了这一句，杨大姐略略思索，又问，“他对你好不好呢？”

    “好！”这一字之答，胜于千言万语，使人可以想象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感情不止于好，而是极好。

    “既然如此，你不该害他。”

    “没法子！”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杨大姐立刻警惕，这是句空话。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自己再这样指责，无非是出于个人对杨乃武特感关切的气话，不但多余，而且很容易露马脚，让她疑心她的真实身份。

    因此，她立刻改口，“是的，你实在是没法子！”她说，“不过，我就不懂，你家小大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我不知道！”小白菜仰脸望着空中，双眼迷惘困惑，“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总是想不通。”

    “怎么叫想不通？”

    “如果是毒死的，总有人下毒手，那个人是谁？小大为人懦弱，没有冤家的！就有冤家，当面欺侮他，他也会忍，用不着下这样的毒手。”

    “照这样看，决不是毒死的。”

    “那么是病死的？”小白菜说，“他有流火的老毛病，发起来也会发寒热。不过没有那样厉害。再说，验尸的时候，说尸身发青，嘴里、鼻子里都是血，又是哪里来的？”

    这一层矛盾，杨大姐也无法解释。不过，她另有第三个想法，“会不会是无意之间中的毒？”她说，“吃东西不小心，会中毒。不是说，那天他路上吃了两个团子，走到半路上就吐了。”

    “是啊！说不定是团子里的毛病。”小白菜起劲地说得这一句，神色突然又变为沮丧，“现在也没法子去弄得清楚。说也是白说。”

    杨大姐同样地感到沮丧，不过，她的感觉不能摆在脸上，而且要想出话来安慰她。

    “只要是冤枉的，总归可以想办法洗刷。”

    “想什么办法？”

    这就谈到要紧关头上来了。杨大姐也还不懂如何才能翻案，这是不能胡说的事，否则不但于事无补，且要防到小白菜拿她的话当真，惹出意外的枝节来，将事情越搞越坏。

    于是，她想了一下答说：“老实说，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不过，我把你的话告诉了我家老太太，她一定会找人来想办法。那时，我再通知你。”

    “叶太太，你怎么样通知我？”

    “你看，我今天怎么进来的？”杨大姐说，“我人都进得来，送个信给你，难道办不到？”

    小白菜深深点头，“谢谢你！叶太太。”她展齿而笑——这是她进监狱以来第一次笑，当然，杨大姐也是第一次见，觉得妩媚非凡，心里不由得就喜欢她了。

    这副模样，真个“我见犹怜”，杨大姐因而浮生一个疑问：如果自己是男人，有这么一段私情，当然难解难分，割舍不下，而她又是有夫之妇，无法做一对长久夫妻，那时自己怎么办呢？

    转到这个念头，口中便问了出来：“你对杨乃武很好，杨乃武对你，想来也不错。可是，你是有丈夫的，杨乃武也有太太，你们是不是就这样偷偷摸摸一辈子？再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还要进京赶考；中了进士，马上就会做官，或者在京里，或者在外省，照规矩决不会再做本乡本土的官。照这样看起来，连偷偷摸摸也办不到了。”

    “唉！”小白菜长长地叹口气，“这些话也不必去说它了。”

    “怎么呢？”

    “提起来，像一场梦。不，”小白菜紧接着说，“一场梦没有做成就醒了，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下了油锅。这是从哪里说起！”

    “不！你还是要说，说了对你的案子有好处。”

    小白菜不作声，脸上有一种特异的表情，痛苦迷惘之中有隐隐的喜悦，仿佛回味甚甘似的。杨大姐看得出来，她是在回忆与自己兄弟在一起的日子。

    “叶太太，你不要笑我贱。我跟杨大爷是有约的，等他中了举人，就要娶我回家——”

    “有这样的约？”叶太太不觉失声，旋即省悟，这样抢着问话，过分关切，容易露马脚，因而赶紧保持平静的神态。

    而小白菜已有些觉察了，“叶太太，”她问，“你不相信？为啥不相信？”

    “我没有不相信。不过，我不明白，你丈夫肯放你吗？”

    “我始终没有跟他说过。不过，杨大爷跟我都打算过，事情不难，可以成功。”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婆婆是个媒婆。她应该晓得，小大跟我不配，我们这桩亲事，当初原是配错了的。我婆婆心里也知道，我做葛家的媳妇，做不长的，杨大爷的打算是，多出聘金，让小大另娶一房。只要聘金出足了，我婆婆一定会答应。再说——”小白菜没有再说下去。

    “再说什么？”杨大姐紧追不放。

    小白菜略一迟疑，终于说了出来：“再说举人老爷的势力，又不同了！我婆婆在这一点上，总也要顾虑，不会故意为难。”

    “嗯，嗯！”叶太太心想，自己兄弟如果有此打算，总要跟弟媳妇先说明白，却又何以始终未听见说起？

    “叶太太，”小白菜又开口了，“这件事真是冤孽！想想也要怪杨大爷不好。”

    “噢，他哪里做错了？”

    “如果早接我到家，不一定要等中了举以后，那不就没有这件天大冤枉的祸事了？”

    谈到这里，只见笑面虎在窗外闪过，与杨大姐打了个照面，眼色与手势中都表示，谈得够久了，应以尽快结束为宜。

    因此，她就不能再谈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了，可是要紧的话，想起来亦很多，只能挑最有关系的谈。“品莲嫂，”她说，“我一定劝我们老太太，尽量帮你的忙，不过，有几件事，要请你心里先有个数。”

    “哪几件？”小白菜坐一坐正，是很用心听的神态。

    “第一，你这件案子，跟杨乃武是分不开的！你有生路，他亦有生路，他如果受了冤枉，你的冤枉更加不容易洗刷。这一点，想来你总知道？”

    “是的，我完全知道。”

    “那就好！”杨大姐紧接着说，“这件案子要翻，或者要从杨乃武那里翻起；不过他一个人翻没有用，要你跟着一起翻，两下对得上头，翻起来才有力量。”

    小白菜点点头，睫毛很快地眨动，想了一会儿问道：“我跟他的话，怎么才接得上头呢？”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小白菜摇摇头，“他们不相信的！说真话没有人听。”

    “不说真话，根本没有希望翻案。”杨大姐又说，“这一层，你心里先有个数就是。到那时候，应该怎么说法，我再想法子来通知你。”

    “一定！”小白菜立即接口，“一定要通知我。”

    “第二，我们今天见面，照规矩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不管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都不能露口风，说我跟你见过。”

    “我知道。这一点轻重关系，我懂。”

    “还有，跟人谈话，也不可以吐露。譬如说，你跟人谈起这件案子，不小心会说一句：我听人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就露马脚了，因为你在这里是什么外面的人都不能见的，人家就会问你，你是听哪个人说？这一来，你不是没法子回答了吗？”

    “嗯，嗯！”小白菜连连点头，“我懂了，我懂了，我总小心就是。”

    “还有，万一我私下来看你这件事被发觉了，上头要查问，说你有没有跟一个叶太太见过面，你怎么说？”

    小白菜反问一句：“叶太太，你要我怎么说？”

    “你要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

    “好的！”小白菜说，“你亦是好意，我不能害你。”

    这句话对杨大姐来说，是绝大的安慰，一方面觉得她本性善良，颇识好歹；另一方面觉得她很听话，事情看起来又多了一两分希望。

    “就这样了！有机会我再来看你。”说着，杨大姐站起身来。

    “叶太太，”小白菜拉住她说，“我拜托你一件事，带句话给我娘，请我娘不要牵记我，就当从没有生过这个女儿！”一面说，一面她的眼圈就红了。

    杨大姐于心不忍，但又感觉到很为难。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

    “品莲嫂，这可对不住了。”杨大姐脑筋很清楚，“你想想，我要带了这个口信给你娘，你娘问我，口信是哪里来的？难道我好说，我私下跟你会过面了？”

    想想不错，小白菜只好含泪点点头，作为罢论。见此光景，杨大姐大为不忍，心想得要对她有所慰藉才好。

    “这样，”她说，“口信是无论如何不能带的。不过，我自己，或者托人，总去看看你娘就是。听说你娘家境况不好，我请我东家老太太送你娘家几两银子。”

    “谢谢，谢谢！”小白菜感动地说，“真是雪中送炭！”

    回到长泰客栈，杨大姐在杨恭治与詹善政心目中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不过英雄伟绩，却不能公开宣扬，只有私下谈论。即便如此，犹须防到隔墙有耳，一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立即停止。这样断断续续，一直谈到黄昏，才将入狱经过说清楚。

    可是，杨、詹二人却不知她此行有收获。固然事实真相，能够了解的，都了解了，但与猜想比较，并没有增加多少。葛品莲的死因依旧不明。此外，倒是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杨乃武与小白菜已有藏娇之约。然而这一事实，对翻案并无用处，如果让问官知道了，反而会坐实了“恋jian情热”四个字，于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细想一想，无论如何算是个安慰。第一，杨乃武的确没有谋杀葛品莲，他决不是如外间传说形容的，那种无恶不作的坏人；第二，既未谋杀，就是冤枉，总可以想得出为他申冤的法子。

    “回去过了年再说。”杨大姐说，“我们吃亏的，是没有一位大人先生可以帮我们的忙，譬如京里就找不到路子。我想，现在案子到了刑部，能够托托人到刑部去打点打点，先拿案子拖下来，这里就好慢慢想办法了。”

    “我也是这么想。”詹善政说，“在杭州这么多时候，我也常常在茶坊酒肆听人谈这件案子。起先，大家众口一词，提起来总说杨某人该杀！最近这个把月，论调好像不同了。杭州人是‘杭铁头’，性子直，是非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妨想想办法，能够拜托杭州的大绅士出面申冤，事情就有挽回的希望。”

    这番话，杨大姐颇为注意，“你说，”她问，“大家的论调，怎么不同？”

    “有人说，杨某人平常不安分，诚然不错，不过，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功名大事，进京会试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要料理，哪里会有工夫做这件事？杨乃武既然深通律例，脑筋过人一筹，莫非对这一点是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

    “这话说得很透彻啊！”杨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倒请教请教内行看，是不是就拿这些理由写在状子上，由亲人出来告？”

    “是的！”杨恭治说，“如果我可以出面，就我来告状申冤。”

    “谁能出面，谁不能出面，大清律例上都有规定的。”詹善政提议，“我们该当专门请一位讼师，或者到绍兴去请一位做过刑名师爷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是啊！”杨恭治也附议，“当初我也这么说过。只为一时找不到够资格的人，如果请的人不在行，白花钱是小事，误了事情可不得了。如今，我看李景山、郑兴都很热心，不如请他们举荐一位。”

    杨大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商量决定，她在杭州再多留半天，应该向郑兴去道谢致意，顺便商量这件事。如有结果，留下詹善政在杭州接头。

    于是第二天上午，备了两色水礼，又去拜访郑兴。昨天在监狱中说话不便，此时方将与小白菜会面经过，细细告诉了郑兴，最后方始道明来意。

    “要讲讼师、代书，我认识的不晓得多少。不过，本事都有限，户婚之类的小官司，不妨请教他们，这桩官司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挑得起来，就算挑得起，不一定有把握，花费倒是决不会少。我们总算有缘，我不能不替你们打算打算。这样，有位老先生，你们不妨去碰碰看。”

    郑兴举荐的一位老先生，名叫邹观生，早年一直在北直隶游幕，精通刑名，谁知偶尔疏忽，判牍上一个字的出入，将一桩盗案中不该死罪的从犯，定了绞罪。而这名从犯是三代单传，这一处死，他家便绝了后嗣。不久，邹观生老妻病殁，独子夜行遇盗，不幸丧命。邹观生认为是作孽的报应，心灰意冷之余，辞幕回乡，在西湖上出茶叶的龙井隐居。他跟郑兴是酒友，一个月总有一两次，不是他进城来访，便是郑兴携樽就教，盘桓竟日，交情很深。

    “这位邹先生平时不谈刑名，不过到酒吃得差不多了，你不问他，他亦会谈他平生办过的得意案子。帮人打官司，当然更谈不到，所以要碰你们的运气。如果他肯帮忙，案子或许有点希望。”

    “是的，我想有郑头的交情在那里，邹先生一定肯破例的。郑头，”杨大姐问，“你看是登门去拜访邹先生呢，还是摆桌酒请他？”

    “摆酒倒不必，你们抬一坛好酒去，算是我送的。”郑兴说道，“论我跟他的交情，要请他出来帮人打官司，也还办不到。不过，邹先生喜欢打抱不平，看这桩案子太冤枉，或许肯伸手来管。”

    说着，郑兴找张红单帖，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注明邹观生的地址，交了给杨大姐，关照要一早去，晚了恐怕他去东到西，不知到哪个寺里找和尚下围棋去了。

    杨大姐持了这张帖子回到长泰，即时备办了一罐五十斤重的陈年花雕，嘱咐杨恭治、詹善政第二天一早去访邹观生，倘或不在，就在那里坐等，定要见到为止。说完，她动身赶回余杭去了。

    詹、杨二人寻到地方，已经近午时分，但见小小一座瓦房，双扉紧闭，门上一把大锁，邹观生不在家。

    “怎么办？”杨恭治问，“得找个地方去歇脚，回头再来。”

    詹善政的鼻子很尖，向空使劲嗅了两下说：“等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

    他从屋前绕到屋后，炖rou的香味愈浓，而且毫无疑问地出自双扉深锁的这座屋子中。既然如此，邹观生就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稍等一会儿，便可相见。

    不久，从竹径中出现一位清癯老者，手里提着一把锡制的酒壶，缓步而来。看那气度，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正是他们专程来访的人。

    果然，等那老者从大襟上摘钥匙要去开门时，詹善政上面拱拱手问道：“老先生贵姓是邹？”

    老者将他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我姓邹。尊驾何人？”

    “敝姓詹，这是舍亲，姓杨。我们俩受了臬台衙门郑头儿的委托，特地给邹老先生来送酒。”

    邹观生抬眼望去，一坛酒已由脚夫抬到面前，不由得欣然色喜，但随即正一正颜色问道：“你们两位是郑兴的朋友？”

    “是的。”

    “这坛酒真的是郑兴托你们送来的？”

    “真的。”詹善政说，“邹老先生隐居在此，不闻外事，如果不是郑头委托，哪能寻得到此？你老人家看，这是郑头亲笔写的地址。”

    邹观生真的接过字条来看了看，“笔迹不错。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来，要托你们两位？”他说，“两位跟我说实话，可以商量。”

    “是！”詹善政向杨恭治看了一眼，决定说老实话，“实不相瞒，有点很急的事，要请邹老先生指点迷津。郑头说，邹老先生生来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叫我们尽管来，不会碰钉子。”

    邹观生笑了，“我就知道郑兴的这坛酒不容易喝。好吧，”他说，“进来再说。”

    开门入内，詹、杨二人开销了脚夫，转身看时，邹观生人影不见；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从堂屋后门闪了进来，一只手提壶，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铜勺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

    于是詹、杨二人帮他打开酒坛上的泥头，邹观生小心翼翼地满一壶酒，招招手，往后走去。

    两人跟进去一看，一张白木方桌上，已摆了三副杯筷，一砂锅的红烧rou，一大碗冬腌菜。另外有个火盆，上支铁架，坐着一个烧饭的铁锅。主人既然如此洒脱，客人也就不必说什么谦虚的话，只静静地站着，看邹观生烫酒。

    “请坐！”邹观生斟着酒说，“有事请说。”

    两人坐了下来，向邹观生敬了酒，詹善政才指着杨恭治说：“邹老先生，他的堂兄，也就是家姐丈，是这三个多月来，人人在谈的人物：杨乃武！”

    “噢，是为这件案子。”

    “是的。”杨恭治说，“家兄沉冤莫白，要仰仗邹老先生救他一救。”

    “这件案子的底细，我还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准备保留态度的说法，如果不愿帮忙，就可以在听完案情之后，找出理由来推托。詹、杨二人虽都还年轻，但这几个月奔走杨乃武的官司，饱历世态，已深谙人情，知道杨乃武这一案轰动全省，人人皆知，邹观生的回答，另有作用，所以不谈案情始末，只极力为杨乃武辩冤，反复强调，杨乃武绝无谋杀葛品莲之理，以及出事之日，杨乃武根本不在城内，可以找许多人作证。

    邹观生听得很用心，到紧要之处，甚至停杯不饮，深深注视，听完之后，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方始开口。

    “我亦看出这件案子，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如今听两位一谈，真正是奇冤！就事论事，恕我直言，杨举人自己深明律例，颇擅刀笔，应该想得到，此案关键，在葛品莲的死因，倘为毒死，则下毒何人？应该不避小嫌，挺身而出，既为自我洗刷，亦为死者申冤。当时以他新科举人的身份，作此堂堂正正的表示，贵县刘大令，又何敢为此草菅人命？”邹观生停下来喝口酒，抹抹嘴又说，“我想，杨举人必是因为与小白菜有了暧昧，衾影自惭，不敢出头。语云：‘无欲则刚’，有此私欲，刚强不起来，以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看起来士君子敦品励行，才真是明哲保身之道。”

    这番义正词严的议论，不能不让詹、杨二人心服，而也因此更有信心，觉得邹观生能有此高人一等的见解，就必有高人一等的手段。所以，杨恭治很诚恳地说：“邹老先生分析事理，实在精到，对家兄责备得极是。不过，家兄形迹不检，遭此惨遇，至今为止，亦已足够警惕世人。还求老先生无论如何指点一条能够平反的途径。”

    “难，难！”邹观生大摇其头，“所谓积重难返，一错、再错、三错，从县到省一路错下来，如果不是错到底，由余杭县知县到浙江巡抚，都有极重的处分。两位请想，那些官儿为了自己保前程，还有个不合起来尽力维持原判的？一人一家之力，怎么斗得过他们？”

    听得这话，詹善政与杨恭治的心都往下一沉，容色惨然，相顾无语。

    “事缓则圆。”邹观生歉意地为客人斟酒，“两位先宽宽心，慢慢想法子。”

    “哪里还能慢，还能缓？”杨恭治说，“京里公事一到，命就不保了。”

    邹观生一愣，然后摇着手说：“不，不！决不会这么快，这是逆伦重案，部里格外慎重，就算不驳，专折奏准，已在秋审截止期限以后，起码可以活到后年。”

    听这一说，杨、詹精神一振，“是啊！”杨恭治说，“常常听人提起秋审、秋审，到底怎么回事，请你老教教我们。”

    “是这样，”邹观生慢条斯理地说，“凡是秋后处决的案子，在刑部另有处置，专设一个部门，名为秋审处，调各司的能员，充任总办、会办。大致八位，号称‘八大圣人’。”

    杨恭治突然出现了兴奋的神态，“照此看来，”他说，“家兄的冤枉一定可以昭雪的了。”

    “这，”邹观生诧异地问，“何以见得？”

    “你老不是说，刑部秋审处的八位官儿，称为‘八大圣人’吗？既然是圣人，做的事就决不会有一点错。而况‘圣人’有八位之多，还怕不能平反冤狱？”

    邹观生不觉失笑，“杨兄，你误会了！”他接着解释，“叫他们‘圣人’不是恭维他们做事不会错，是说他们专横，他们所定的结果，不能更改，不能驳回，就好比圣人说的话不会错。”

    杨恭治爽然若失，但仍有些不大相信：“莫非他们的上官也不能改他们所定的结果？”

    “差不多是这样。”邹观生回到正题上，“秋审的结果，分为四种：一种叫“情实’，丝毫没有可以宽容之处；一种叫‘缓决’，凡命案、盗案的共犯，虽然都是死罪，从犯总应该稍微减轻些，往往改为‘缓决’；一种叫‘可矜’，查察案情，其中有迫不得已之处，可资矜怜；还有一种叫‘留养’，独子犯死罪，而老亲年在七十以上，或者是节妇守节二十年以上，只靠这个儿子，都可以申请留养。这四种改判的结果。由秋审处一一注明，到了霜降之前，呈请钦定，就叫‘勾决’，情实者当年秋后处决；‘缓决’及‘可矜’仍旧关在监狱里；‘留养’则打一顿板子，枷号两月释放。”

    邹观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杨恭治等他歇一歇，缓过气来，方又问道：“那么，这跟家兄定罪的期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谈到秋审的截止期限了。如果不划清界限，漫无标准，前后必致混乱。这个截止期限，以各省离京城路途远近而不同，过远省份，截止前一年封印为止，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以前定谳的案子，归入明年秋审；以后的案子，就得归入后年秋审。浙江的限期，是二月初十，以刑部奏准之日为准。令兄的案子如果在明年二月初十以前，还没有由刑部奏准，就要拖到后年秋审再说。”

    听此一说，杨、詹二人无不宽慰。不过詹善政对律例比较在行，细想一想，还有疑问：“这件案件，果真冤枉到底，小白菜当然是凌迟处死，家姐夫恐怕亦会落得个斩立决，那就跟秋审扯不上关系了。”

    “凌迟跟斩立决的罪名，亦有归入秋审案内，秋审处主办，三法司会审题奏的。小白菜大概靠不住，令兄我想最糟糕亦不过判一个斩监候。命案跟盗案不同，盗案是害及大众，再则怕江洋大盗暗中勾结同党，越狱劫狱，关在那里，提心吊胆的不大放心，不如立时斩决，既绝后患，又昭炯戒。像寻常命案，何须如此？我看，还不要紧，如今已是年底，二月初十的限期，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刑部不见得能在这个限期以前，定谳奏准。”邹观生又说，“你们真的不放心，不妨派人到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是的。”詹善政答说，“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思。”

    “如今是个机会。”一直神态平静的邹观生，忽然变得有些兴奋了，他问，“杨举人有没有交情深的同年？”

    “你老是问，在新科举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

    “对！就是这话。”

    “我想总有的。不过，要问过家姐才知道。”詹善政紧接着说，“有便如何？”

    “开年是会试的年份，新科举人都要进京，有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元宵之前，一定动身。会试的举子，力量很大，他们到了京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

    “是，是！”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

    “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邹观生又说，“这件案子，浙江已经轰动，京里当然亦有所闻。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这时候，情形就会有变化了！”说到这里，邹观生陶然举杯，显得颇为得意似的。

    光是这副神态，对来访的客人，便是极大的安慰。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杨恭治夹了一大块rou放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你老先用点菜，压压酒。”

    “这个变化有两种，不过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大到堂官，小到司官，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第二种，有言官会出面说话。”邹观生紧接着说，“这件案子如果能翻，照我看，言官的关系很重要。”

    “是！你老再说下去。”

    “言官闻风言事，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就可以上奏。不但如此，哪怕刑部奏准，维持原案，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

    “噢。”詹善政不信似的问，“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有。”邹观生为他们解释，“言官有两种，一种是御史，就是大家都晓得的‘都老爷’；另外一种叫‘六科给事中’，照六部来分，职掌封驳——”

    “慢慢！邹老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请你再说一遍，职掌什么？”

    “职掌封驳。照规矩来说，皇帝的上谕，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或者有错，就可以将原旨封还，请皇上再考虑，这叫封驳。”

    “啊，啊！我懂了。你老的意思是说，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是不是？”

    “大致是这个意思。”邹观生说，“总之刑科给事中，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

    不过话虽如此，一经明降上谕，再奏请收回成命，事情就比较吃力了。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央请言官，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或者有言责的翰林——翰林如兼“日讲起注官”，即可专折言事，名为言责，实为言权。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肯出面来管这件事，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

    詹、杨二人，连连称是，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不过，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求人之外，亦须求己。在浙江来说，这一案事成定局，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那是怎么个翻法呢？

    “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詹善政说，“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

    “‘告御状’是俗称，正式的名称叫作‘京控’。这是所谓‘越诉’，限制很严，倘或不照规定，徒劳跋涉，还耽误了事机，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我拿《会典》给你们看。”

    《大清会典》刑部这一部门，有很清楚的记载：“凡词讼惩其越诉。”下面的注解是：“军民陈告词讼，自下而上，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倘事款妨碍本官，不便控告，及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赴该上司衙门呈告，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就是说，浙江顶高的衙门，巡抚那里审下来，仍旧觉得冤枉，可以到京里控告。不过，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令其出结，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方与勘问；如未经在本籍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遽行来京诉告者，交部讯明，先治越诉之罪，仍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条件。”邹观生说到这里，沉吟不语，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

    “邹老先生，”杨恭治忍不住问，“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控的还要治罪，非要‘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个条件也是合的。”詹善政说，“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

    “你的话不错。不过，空言无法为凭，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很值得研究。”

    “是，是！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

    “老先生，”杨恭治接着问，“京控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二是发交督抚审办，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谈到这里，听得有人敲门，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胞侄、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见此光景，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相偕告辞。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亦还有许多话，再三道谢，也再三重托，而且再三订约，不是年内，亦必在年初五以前，还要来访。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一见投缘，满口地答应了。

    两人回到城里，大感兴奋。彼此都有一种感觉，杨大姐入狱的结果，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却还看不出来；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这一遭遇，是个极好、极难得的机会，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

    “恭治兄，”詹善政说，“想大姐是个女流，劳她抛头露面，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我可是很难过。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杨恭治说，“以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过年这几天跟老郑、邹老先生泡在一起，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你看如何？”

    “好！我赞成。”詹善政说，“不光是跟郑、邹两位泡，我们还要找路子，看进京会试的，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

    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然而非钱不行。这一，大正月里，登门拜访，少不得要带礼物，有求于人，则这份礼物，又非寻常酬酢，点到为止可比。

    第二，新年家家有赌局，不是牌九，就是摇摊。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甚至要特意输几文，作为应酬，这笔赌本，只能多带，不能少带。

    第三，托进京的举子，代为申诉冤屈，当然要送程仪。如果家境过分清寒，盘费至今尚无着落，出手更得大方。助人成行去取富贵，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受者感恩图报，自然格外出力。

    这样一算，当务之急，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詹善政自告奋勇，去走一趟，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约定两天即回，而在这两天，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

    赶回杭州，已是“小年夜”了，不过总算不虚此行。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总数五百两，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

    “我托人介绍，认识一个姓陈的。”杨恭治说，“他也认识乃武，谈起来很同情。此人进京，还差点路费，为数不多，大概三四十两银子。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不敢先许人家。现在，你看怎么办。”

    “姓陈的为人如何？”

    “看来像很热心。”杨恭治说，“我听人说，此人笔底下很来得，今科必中。”

    如果会试必中，就更值得结交，因为中了进士，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都是京官，帮忙的日子正长。所以詹、杨二人，当天就带了节礼，冒昧登门，这是慕名拜访。

    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单名一个丹字，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人入中年，家累极重。中举以后，自然有至亲好友，帮衬上京的盘缠，怎奈时运不济，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亲友的帮款，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眼看一年将尽，春闱日近，而上京的行装，尚未备办，心境自然不佳，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强打精神而已。

    “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

    “是！”杨恭治答说，“家兄与陈先生同榜，我们余杭县，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

    “啊，啊！噢——”

    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声调也很怪，表情更为复杂，惊异之中，有着卑薄、厌恶之意。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难过在心里。

    不过，类似的遭遇，并非第一次，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对陈丹，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

    “家兄是冤枉的！”杨恭治一个字、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这位詹兄，跟家兄是郎舅，请他拿家兄的冤枉，向陈先生诉一诉。”

    杨恭治这样做法，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第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以他做弟弟的身份，很不便说，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比较不大碍口。

    了解到这层意思，詹善政认为要“先说坏、后说好”，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杨乃武是我姐夫，虽然是至亲，我亦不能不批评他。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可是替人费心费力，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他说，“至于这一案，决不敢瞒陈先生，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事并不假，而且也有嫁娶之约——”

    “慢慢，”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打断他的话说，“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

    “所谓嫁娶之约，是纳葛毕氏为小妾，双方已有成议，等乃武发榜以后，如能侥幸，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说得难听些，是拿葛毕氏买进来，这一点，家姐也同意的。”

    “嗯，嗯！”陈丹的脸色和缓了，“照此说来，似乎不必出此下策。”

    “就这话啰！”詹善政立即接口，“发榜之后，陈先生知道的，种种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打点进京会试，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请想，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何况是共谋杀人，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密切联络，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所能做的事，其为冤枉，不言可知。”

    “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何以又完全相同呢？”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乃武如果不肯承认，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

    “这就是所谓‘锻炼成狱’。”陈丹说，“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

    听完始末经过情形，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对于刘锡彤的颟顸，还觉得情有可原；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草菅人命，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难怪，陈鲁住在杭州，专门与士林作对，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

    “两位的来意，我已尽知。照这样的情形，我如果到了京里，自然要替同年讼冤。不过，明天就过年了，而且，”陈丹不愿细谈自己的困难，停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我自己也很忙，只能量力而为。”

    “是，是！就这样已经承情不尽了。”詹善政看着杨恭治，以眼色征询意见。

    所要询问的，就是帮陈丹凑进京会试盘缠的话，要不要说出口？杨恭治立刻微微地摇头，表示不说为宜。

    告辞出门，两人一路走，一路研究。杨恭治说了他的看法，陈丹似乎是个有骨气的人，不肯随便接受他人的资助。倘或冒昧从事，陈丹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或者口虽不言，心中认为要避嫌疑，对为杨乃武讼冤之事，绝口不提，岂非弄巧成拙。

    詹善政亦以为然，“不过，”他说，“看境况，他确有困难，如果能够不伤他的自尊心，而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将来得他的益处，一定不少。”

    “是啊！此人热心正直，不管闲事则已，要管定会出力。”

    研究结果，想出两个办法，第一，话先说明白，知道他会试川资尚无着落，愿意相借，问他的意思如何；第二，托词请他带一笔钱进京，转交某人，其实就是让他先用了再说。

    “这两个办法用哪一个，要临时看情形。”杨恭治说，“要做，事不宜迟，此刻就翻回去，才见得我们有诚意。”

    “好！”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有个说法，走！”

    回陈家，再次求见。陈丹出现，脸色不甚好看，倒不是因为厌恶来客，而是刚与他胞弟吵过一场架。

    “实在不安之至，到此刻还来打搅。”詹善政低声下气地说，“有件事，想来请教陈先生，我带了一笔款子，是预备京控用的，摆在手边，一时没有用处，想放出去，不知道陈先生有没有路子？”

    这话太冒昧了，“老兄，我们初交。”陈丹问说，“你怎么托我这样的事？”

    这话问得很深刻，但詹善政倒恰好有话，必得有这样看来难以回答的一问，才能以话答话说出口。

    “陈先生的话错了！我们倾肺腑相告，等于以生死大事相托，是这样的情形，银钱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陈丹对这话很满意，也有些感动，不自觉地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心里对初交所常有的顾忌，也大为减少了，想一想问道：“你有多少款子要放？”

    “二百两银子。”

    “放到什么时候，利息多少？”

    “想放到明年端午，利息好说。”詹善政答道，“既然拜托陈先生，利息多少请陈先生做主好了。”

    “你做事情倒很爽快。”陈丹问说，“款子是不是现成？”

    “是的。”

    听到这里，陈丹愁怀大放。原来他刚才与他胞弟口角，就是为了一个钱字。他家有块祖遗的田地，是兄弟俩的公产，陈丹进京会试，想卖这块田作盘缠，做兄弟的不能耽误兄长的功名，勉强答应了。

    可是，卖田也不容易：有的是价钱不合，卖主不肯卖；有的是知道陈丹的这位老弟很难惹，怕将来有纠纷，“有钱不置懊恼产”，是买主不肯买。就这样拖到年近岁逼，越发难以脱手，因为年关脱货求现，是所谓“杀年猪”，价钱决不会好。

    兄弟争执的关键，就在价钱上头，陈丹因为事实所逼，唯有忍痛牺牲；而做弟弟的却以为吃亏太大，坚持不肯，认为最好借一笔债应急，等过了年再卖，比较划算。

    如今照詹善政所说，恰好解决了他的难题。考虑了一会儿，说道：“詹兄，你这笔款子，我替你做个抵押，限期四个月，利息照钱庄的拆息，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好极。”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立个单据，田契抵押，要等开了年才能办，我当老兄的面交代舍弟。”

    “陈先生，陈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问话，“这笔款子是哪位用？”

    “老实奉告，我用。”

    “既然陈先生你用，就不必要什么抵押了。”

    “不，不！一定要。”陈丹急忙摇手，“这里头有个道理。”他沉吟了一下，“说起来有些难为情，不过我不能不说。”

    原来陈丹的用意，非做抵押不可，乃是拘束他的弟弟，非卖这块田来还债不可。不然，到时候这块值三百两银子的田地归对方承受，就吃亏了。

    “真是，有时候自己骨rou，反而不及朋友，说起来惭愧。詹兄，你如果不愿这么办，我不敢借这笔钱，因为到了期限，舍弟倘或仍旧跟我扯皮，我拿什么来还？”

    “既然有这样的曲折，我遵命就是。不过，利息就免了。”

    “没有这话。”

    两人谦让了好一会儿，说定只取三厘半的利息。陈丹即时入内，跟他弟弟说明白；又请了他家一位长辈来做见证，拟好一个抵押笔据的稿子拿出来给詹善政看，当然是只字不动，怎么办，怎么好。

    其实，像这种契约，倒是接受抵押的一方，需要有个见证，万一将来有了纠葛，公堂相见时，才比较有利。可是，尽管陈丹这样提议，詹善政很大方地认为无此必要。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类此情事，越少人知越好；而在表面上却又显得充分信任对方，能使得陈丹更加见情。

    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当天就成契交银。陈丹不仅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还有一桩意外的大收获：此事居然感动了他的弟弟，觉得外人尚且如此义气，同胞骨rou反倒斤斤较量，于情于理，两皆不合。一时天良发现，当即作了承诺，只等过了年立刻卖田，了清这笔债务。因此，陈丹喜上加喜，对詹、杨二人感激不已。

    其时已经很晚了，陈家当然留饭。客人欣然接受，因为借此机缘，又可作一番深谈。

    “陈先生预备哪天动身？”杨恭治问。

    “还早！还早！”陈丹答说，“二月初动身都可以。”

    “来得及吗？”杨恭治问说。

    “来得及。我算给你听，杭州到上海三天；上海坐轮船到天津两天；由天津进京，大概要四天，日子扣得准，十天工夫就够了。举人复试，总在二月下旬，从容得很。”

    “是的。”杨恭治口中答应着，看了詹善政一眼。

    这意思是希望他能催一催陈丹，早日动身到京，便可为杨乃武的官司谋干活动。詹善政心中会意，但觉得还不到开口请求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陈丹开口了，“两位是在杭州过年？”他问。

    “是。是想在杭州过年。”詹善政苦笑着说，“其实哪一天都是过年。”

    这是所谓“度日如年”。陈丹便安慰他说：“人命关天，当道决不会草率从事。公道自在人心，我想，京中大老、刑部官员，一定会跟浙江会试的人打听打听。”

    “正是！”詹善政乘机说道，“公道话越早传到他们耳里越好。”

    这下，陈丹当然要想一想。他也愿意早日进京，就不为杨乃武讼冤，早日到京，也可以多结交些朋友，打听打听会试的情形，揣摩揣摩八股文的风气趋向，是讲究华丽还是质实，那样入闱便很有把握。无奈“长安居，大不易”，盘缠不能不打算打算。

    而事实上却又不容他细作打算，因为，第一，京中物价如何，不甚了解，算亦无从算起；第二，詹善政与杨恭治的殷切目光，使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压力。

    “这样，”他说，“我过了元宵就动身。”

    “那，那可是太好了。”

    陈丹心想，既然伸手管了这桩闲事，索性就管好它，因而盘算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两位亦不必在杭州过年，先回余杭，再把这桩案子的前因后果，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再好好搜一遍，务必将真相确确实实弄清楚，最好能够写下来。过了年初五，请两位到杭州，我们细细商量，怎么样着手。两位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詹、杨二人，自然听从。这天深夜回到客栈，伙计告诉他们说，有个姓郑的来访，久候未遇，已经走了。

    “姓郑的？”詹善政一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问杨恭治说：“你有没有姓郑的朋友？”

    “没有。”杨恭治问，“会不会是郑兴？”

    “啊！是他。”詹善政急急问伙计，“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蛮漂亮的后生。”

    “那就不对了！”詹善政大为失望。

    两人多方思索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个姓郑的后生是什么人，只得怏怏丢开，暂且不管，商量陈丹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