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

建议。

    谈到这个话题，颇足以令人兴奋。杨恭治很佩服詹善政长于肆应，能有此意外机缘，实为可喜之事。至于回余杭去细搜案情，詹善政推杨恭治担任，因为他刚回去过一趟，这一次应该杨恭治回家看看；再则杨恭治也是秀才，要写这个“节略”之类的东西，他的笔下也提得起来。

    “你回去不轻松，过年是谈不到了！”詹善政说，“如果年初五赶不来，初七、初八无论如何要到。我这几天在这里也还要探探路子，案子到底太大了，路越多越宽越好。”

    “我知道。年初八之前一定赶到。”

    因为睡得太晚，所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还没醒，而姓郑的却又来了。

    为伙计所唤醒的詹善政，拿冷手巾匆匆擦一擦惺忪的睡眼，出屋相见。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小后生，二十上下年纪，还是又红又白的一张娃娃脸，见人有点腼腆。

    “我姓郑，我爸爸叫我来的。”

    “哦！”詹善政问道，“令尊的大名是？”

    “我爸爸叫郑兴。”

    “啊！啊！”詹善政既惊又喜，“原来是郑老弟。来，来，请里头坐。”他扬手招呼伙计，“泡茶来！去买点心。”

    将这位不速之客，延请入屋，动问来意；又说，昨晚上猜了好半天，始终不知道来客是何许人。小郑答说：“我爸爸关照，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不好交代这里的伙计。”

    “啊，啊，是我失迎。”詹善政蓦然意会，郑兴这样叮嘱他的儿子，当然是为了保密，看起来是有极要紧的话说，因此，他去关上了房门，方始低声问道，“郑老弟，有话你尽管说。”

    小郑点点头，先问一句：“你姓杨，还是姓詹？”

    “我姓詹。”

    “正好，我爸爸关照，有话最好跟你说。今天年三十了，监牢里面，准许给犯人送东西进去，问问你们，是不是有吃的、用的要送给杨举人？”

    一听这话，詹善政有意外的惊喜，“原说犯死罪的，不准接见送东西。”詹善政又有些失悔，“应该早早打听，早早预备的！”

    于是詹善政一面招待小郑吃点心，一面抽身到对面房间叩门，将杨恭治唤醒了，告知其事。

    “郑兴好像很帮忙，但也好像是故意卖情面，是另有作用的？”

    “依我看，两样都有。他既然帮了忙，我们当然应该意思意思。应该怎样表示，我来看情形办。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现有这样的机会，光是送点吃食进去，未免太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杨恭治问，“你我两个之中，想法子进去一个？”

    “那一定不行！杨大姐进去一趟费好大的事，老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是想，可以趁此机会通个信。”

    “啊，啊！这也对。”

    “那么，我们分头办事，我去买吃的东西，请你赶快写信。”

    这封信怎么写法，大有讲究：第一，要告诉杨乃武一些什么。第二，如何措辞，不可说得含糊不清，引起误会，但也不能不含蓄其词，以防这封信万一落在外人手中，引起意外的麻烦。第三，当然不能长篇大论，更不能照一般书信的规矩，不用称呼，不用客套，更不能用普通的信笺，得要配合传递的方法，选用适当的纸张。

    因此，等大致商量停当，杨恭治写这封信很费了一番脑筋，首先是用什么纸，就大费斟酌。竹纸、连史纸、宣纸都不合用，因为不够坚韧，易于破碎，坚韧的有一种高丽笺，却又太厚太硬，不便隐藏。想了半天，决定采用白绫。

    好在离客栈不远之处，就有一家绸缎店，杨恭治不愿假手于人，亲自上街，买回一尺绫子，只裁取一寸大小的一块，然后磨浓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头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腿，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子，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出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道口子。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筋动得太好了！早知道，我该多写一点！”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性，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子，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塞入年糕之中，在边缘上捏一捏紧，泯没了那道口子，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处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身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头有啥要紧话传出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出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感。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触景生情，格外凄凉，他反而更坚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下。就算里头没有话传出来，至少也要知道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进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种安慰。”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食物装入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入内。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交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头，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点一点头，又使个眼色，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热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欢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头交到。’他点点头，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情，上头也晓得的。不过，有一点点规矩，你想必也知道。’”

    说到这里，杨恭治插嘴问道：“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出来递过去，老郑随手交给手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进去，顶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子里头好了，回头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插嘴了，“看样子，提篮里面，或者有花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交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子当心，不要乱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紧脚步，就像年底下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巴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花样？

    到得长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干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进来，由杨恭治在院子里把风。这只长方形竹架藤面的篮子，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食物的纸胡乱捆成一团，用根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食物处理以后，剩下的一堆废物，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子，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食物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毛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情况之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具名，因为杨乃武认得出他的笔迹。

    “恭治！”

    听得这一声喊，杨恭治回身相望，詹善政面有喜色，便知已有收获了。

    进屋从詹善政手里接过信来看，只见写的是：“示悉，慰极！京控从速进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供词花押，已藏伏笔，若有明镜，必能鉴其真情。花押请细玩。狱中颇蒙矜怜，不知何以为报？”

    下面虽未具名，却画着一个花押。如果这封信落入他人手中，照花押追究，是件很危险的事。杨恭治诧异地说：“看样子，他在里面亦很有办法。你看，居然能有笔有纸，写这么一封很整齐的信，岂不可怪？”

    “也许是老郑特别照应，真得好好谢一谢人家！闲话少说，这一句：‘花押请细玩’，你倒看看，有什么名堂？”

    亲笔签名谓之“押”。向来不识字的人承认笔据，只画一个“十”字；但识字的人，为防他人假冒签名，可以自己设计一种写法，将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姓名，并成一个字，骤看不知所谓，细看方知究竟，其名谓之“花押”，早在唐、宋便已流行，一直相沿至今。

    杨恭治曾经在钱庄里学过生意，庄票以及其他有关银钱出入的单据，经手人签署，常用花押，看得多了，深明奥妙——原来花押设计得巧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是姓名，一方面又是另一句话。杨乃武的所谓“请细玩”，便是暗示花押中隐隐藏着另一句话。

    持向亮处，凝神注视，好久，好久，只听杨恭治情不自禁地喊道：“找到，找到了！原来要这样看！”

    “怎么看？”

    原来杨乃武的花押，内隐“屈打成招”四字。不说破莫名其妙，一说破宛然成文。经杨恭治一指出来，詹善政不能不佩服杨乃武的巧思。

    “这真所谓舞文弄墨了！”他感叹着说，“不过，心思是白费，就算有明镜高悬的清官，细心去看供词，哪里会想得到花押中会有花样？”

    “这就全靠旁人的一句话了！如果有人点破，一看果然，对整个案子的看法，当然就会不同。”

    詹善政拿他的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很起劲地说：“对！对！这就用得着陈丹了！”

    杨恭治也想到了。这次陈丹进京会试，只要随意说一句：杨乃武是屈打成招，花押里面有这四个字，那才是他心里的“亲供”。这句话传到刑部，自然要慎重推究，不会轻易定谳。

    “你赶快回去吧！”詹善政催促着，“一到请你就把这些情形告诉我jiejie，好让她心里稍微轻松些。”

    “好的！我马上赶回去。准定年初七之前，一定回来。”

    詹善政等于是在陈丹家过的年。陈太太很贤惠，认为陈丹能够进京会试，而且弟兄和好，完全出于詹、杨二人所赐；知道詹善政一个人留在杭州，客中佳节，又是为了照料至亲的官司，心境一定凄凉万状，所以特地派一名老家人到长泰来请，说是：“我家太太请詹老爷去过年。”

    由内眷出面相邀，完全拿他当通家之好看待，詹善政觉得不必辞谢，否则倒是自己见外了。因此，欣然答应，买了好些爆竹、风筝、拨浪鼓之类的玩具，到陈家去吃年夜饭。这一下，不但成了陈家夫妇的上宾，而且也博得了陈家孩子的欢迎，“詹伯伯、詹伯伯”叫得好亲热。

    一夜过去，到了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陈家来拜年的客人很多。詹善政觉得自己的身份，仍以隐藏为宜，所以带着陈家的孩子到城隍山去兜了一个“喜神方”，顺路逛了逛城隍山，中午将孩子送回陈家，吃过饭便要告辞。

    “你到哪里去？”陈丹问。

    “回客栈。”

    “那不行！你是内人请来的客人，我要问了她再说。”

    “不必如此！陈先生，我老实说，你的至亲好友都没有见过我，看见了，少不得要问起。那时候你怎么说，说了实话，你不方便，我亦不方便，所以还是我避开的好。”

    “那不要紧！我只说是表亲好了！一表三千里，谁知道你的来历？”

    “不，不！”詹善政说，“至少令弟知道我的来历。他或者会跟人谈起，那样一来你们昆仲之间，言语不符，容易使人起疑，引起许多闲话，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陈丹想想他的话也不错，放他走了。不过，到了傍晚，仍旧派人送了饭菜到长泰，第二天中午又携酒相就。在詹善政，当然感激又感动，两人的交谊，亦就更觉不同了。

    然而，交谊虽深，究竟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杨大姐入狱私探以及杨乃武狱中寄信两事，他仍旧瞒着不肯告诉陈丹。但有些情况，不妨变换一种方式透露，尤其是杨乃武的那个花押，非得让陈丹知道不可。

    “噢，”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陈先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乃武在杭州府初审受刑，诬供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匆匆忙忙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供单上画的花押，藏得有文章在里头。那个花押，我托人仿了一份下来，一直看不出啥；昨天晚上无聊，又拿出来看，看来看去看出点名堂来了！”

    “居然有名堂！”陈丹亦很有兴味地问，“是啥？”

    “我拿来你看。”

    詹善政起身开了箱子，背着陈丹，取把剪子，将杨乃武信上所画的花押剪了下来，摆在桌上，让陈丹仔细端详。

    “只看得出杨乃武三字，另外有啥名堂？”

    “你横过来！”詹善政把纸片移了一个方向。

    “啊，啊！仿佛有字！”陈丹细看了看说，“是‘屈打成招’！妙！妙！”

    詹善政不自觉地微笑着点头，是显得相当得意的神情。

    “令亲的心计，真是很深。”陈丹想了想赞叹，“明明一盘卸甲丢盔的死棋，居然有这么一着人所不防的仙着！看起来翻案有望了。”

    詹善政大喜，“陈先生，”他问，“请你说说你的看法，何以翻案有望？”

    “这一案的致命伤，就在令亲所供，与小白菜的话，完全相同。如说屈打成招，想翻案时，总是如此说法，复审的官儿，照例是不理这一套的。可是，当堂画花押，有这句话在里面，就是言之在先，与事后的翻供情形不同。倘或有那公正廉明的官，自动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等人犯上控，自己提案来审，效用就更大了！”

    “是，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包公案’里面的故事。”

    “如今哪里去寻包孝肃这样的人？”陈丹喝口酒，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杭州有一位大老，一定肯主持公道。”

    “哪一位？”詹善政急急问说。

    “夏侍郎，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指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他是咸丰六年的翰林，由江苏学政内调，占的是兵部右侍郎的缺，却在“南书房行走”，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为人很正派，也很热心。詹善政听说过这个人，点点头说：“夏侍郎大名鼎鼎，当然知道。陈先生，你跟夏侍郎很熟？”

    陈丹与夏同善虽不很熟，但如出于主张公道，自然可以率直而言。而且举人进京会试，同乡京官照例应该照应，像夏同善这种居于高位的同乡，至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叙叙乡情，那时就是代为诉冤的好机会。

    他很热心，除了夏同善以外，又列了一张名单，不是翰林就是部里的司员，关照詹善政去打听，辗转相托，替杨乃武说几句公道话。只要清议能够重视其事，刑部必不敢草率，案子就大有平反的可能了。

    到了年初七，杨恭治如约重回杭州，带来了好些消息。第一，县衙门的捕役阮得，到杨家去敲小竹杠；第二，风传“刘大少爷与小白菜有一手”；第三，刘锡彤必欲置杨乃武于死地，就是为暗中庇护儿子。

    “照此看来，”陈丹问道，“会不会是‘刘大少爷’指使小白菜下的毒？”

    “不会！”

    “何以见得？”

    这话在杨恭治就无法回答了。他是听杨大姐所说，小白菜根本就不曾下毒，可是小白菜的话不能说给陈丹听，因为那一来，追问缘故，就会泄露杨大姐入狱私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决不许透露的。

    “是这样，”詹善政替他解围，“实在说起来，葛品莲是生病死的，根本不是服毒。”

    “那么，怎么说是‘七窍流血’呢？”

    “听说，杭州府驳下去以后，刘大老爷听信了门丁的话，重新拿尸格改过。原来不过口、鼻之间有点血水。”

    “还有，”杨恭治接着说，“验尸用银针探喉，本来先要用皂角水拿银针洗过以后再用，仵作也没有这么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这真是草菅人命了！”陈丹愤愤地说，“浙江有这种地方官，是浙江人的不幸。刘锡彤这样子胡搞，将来受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件事，我到京里一定要说。”

    “杭州府陈知府，也不见得是好官。”詹善政说，“我还听人说，陈知府专门与读书人为难。不知道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不过，”陈丹冷笑一声，“哼！杭州人是出了名的‘杭铁头’，让他等着，总有一天教他尝尝杭铁头的滋味。”

    见此光景，詹、杨二人都深感安慰。同时也都有了领悟，杨乃武这件案子，渐渐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桑梓，亦必借杨乃武这件案子，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好了！”陈丹作了一个结论，“我们分头进行，京里的事交给我。”

    陈丹倒真是热心，二月初十到了京里，趁会试还早，先忙着为杨乃武的案子奔走。不过，他第一个要找的，不是现任兵部侍郎的夏同善，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朱智。

    朱智字茗笙，举人出身的军机章京。原来清朝的制度，大政都归军机处所出，仿佛唐宋的“中书门下”，内阁大学士名为宰相，并无实权，唯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

    但是，军机大臣每天跟皇上见面，一切军国大计，面取进止，只不过可否一语之决，称为“承旨”；这可否一语，要化为指授详明的圣旨，全靠军机章京，这个撰拟上谕的工作，称为“述旨”。因此，军机章京在朝中是一种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与现领军机、头衔叫作“议政王”的恭王联络，击败肃顺，收回大权的“辛酉政变”，军机章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更受重视。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人充当的居多，浙江人更为特出，势力也最大。军机章京分头班、二班轮值，领班用满洲话的称呼，叫作“达拉密”。两班“达拉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是杭州人，一个叫许庚身，一个叫朱学勤。此外，军机章京中还有两个杭州人，一个叫吴兆麟，一个就是朱智。

    见面之后，谈到家乡近事，陈丹首先就提到杨乃武一案。朱智不胜嗟叹地说：“这件案子，我亦略有所闻，总以为杨乃武罪有应得，不道还有这样的内幕，真可谓之为黑幕。我就不明白，余杭县刘锡彤，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一半是他本性糊涂，一半也是因为他有奥援。刘某是宝中堂的乡榜同年。”

    “怪不得了！”朱智想了一下说，“刑部对此案颇为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这件事，等刑部的奏折上来，看是如何说法，再作道理。”

    陈丹心想，有军机章京这道关口拦住，不至于贸然定谳，但刑部定议之后，再打回去重新审核，事情就难办了。倘或承办司官，坚持原议，岂不搞成僵局？与其费力于后，不如挽回于前，事半而功可倍。

    把这层意思说了出来，朱智深以为然，想了一下说：“这样，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余撰，是浙江龙游人，他是咸丰二年壬子的进士，资格很老，在秋审处算是首脑。我陪你去看一看他。”

    听完整个叙述，余撰从容不迫地答说：“这件案子的疑问很多，事关逆伦重案，又非寻常命案可比。不过从表面看，杨乃武与葛毕氏都已招供，而且供词如一，所以部里没法子推翻全案，至多只能挑不明白的地方，让浙江声复。枝枝节节，无关大局！杨家既认为这是覆盆奇冤，何不京控呢？”

    “杨家原就有京控的意思。”陈丹答说。

    “既有此意，何不早早动手？”

    “是啊！”朱智接着余撰的话说，“时机也很要紧。像这样的案子，要仔细推求，限期固然可以稍宽，但也不能推得太久。”

    “是的。我马上写信告诉杨家。”陈丹转脸问余撰，“就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余撰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此案性质不比寻常，我可以回堂官，尽管拖一拖。不过，误期太久，只怕上头不答应，这个责任，堂官不肯担。”说着，视线转向朱智。

    言外之意，相当明白，这“上头”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军机大臣。如果误了限期，军机大臣奏请交部议处，刑部从尚书到承办的司官，一定都会得处分；倘或军机大臣谅解，那么，即或皇帝发觉，有所诘责，只要军机大臣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解释，自然无事。余撰的意思，就是要看朱智能不能在军机处先作一番疏通的工作。

    “不要紧！”朱智认为余撰是过虑，毫不迟疑地说，“到时候有我。”

    “茗笙兄！”余撰提醒他说，“别忘了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也许已经先有信了！有宝中堂在中间回护，事情就比较难办。”

    “依我看，刘大令恐怕还不至于有信来。为什么呢？第一，刘大令总以为铁案如山，无须担心；第二，倘有这样一封拜托关照的信，岂非自承情虚？”朱智又说，“不过，顾虑不可不周，等我找个机会，先智破了它，让宝中堂避嫌疑不便干预。”

    “正是！”余撰老实答说，“我就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包在我身上！”朱智应声而答，而且还拍拍胸。

    拍胸是承诺一力承当，也表示胸有成竹。离了余家，朱智送陈丹回到“仁钱会馆”。只下车一揖，也不进去看看公车北上的同乡，随即西城去访一位同事。

    他的这位同事，也是小同乡，名叫金曰修，字少伯，同治六年始由宗人府主事考撰为军机章京，资历甚浅，但出身很好，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这一科会试的“四总裁”中，有宝鋆，有现任刑部尚书的桑春荣，这就是朱智专程登门的原因。

    金曰修是经常拜谒师门的，因为除了师生的情谊以外，军机处常有公事要接头，只要是金曰修当班，而有紧急事故需要跟宝鋆联络时，总是由金曰修专程登门。这天下午，他受了朱智之托，有意挑傍晚时分才去，老师当然留门生便酌，而门生亦必欣然奉陪。这一来便有从容闲谈的机会了。

    “这几天举子云集，新闻很多，你听到些什么没有？”

    “很多！浙江的尤其多。”

    “噢，浙江？”宝鋆问说，“浙江出了什么新闻？”

    金曰修不即回答，反而突如其来地问一句：“浙江余杭县的刘大令，直隶盐山人，是老师的乡榜同年？”

    “不错。”

    “听说刘大令有年征漕浮收，大吏要参他，是老师替他缓颊？”

    “老同年嘛！”宝鋆做出无奈的神态，“七十岁了，还是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出了一件逆伦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子，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硬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道。”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头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插嘴追问，一定要弄明白方休。

    这有个道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处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流连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出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弄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紧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子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紧！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勃然变色，“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

    “我不管，我不管！”宝鋆大声说道，“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处，我难道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部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道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交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慰，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

    这下，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出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子，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子，坚决不肯收回，“盛情深为可感”。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种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出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

    “预备到哪个衙门告？”

    “都察院。”詹善政答说。

    “可以。”已经熟读《大清会典》的陈丹道，“‘官民冤抑陈诉’都察院应当受理。收状以后，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

    “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所以到都察院去告。”詹善政说，“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一定肯帮忙的。”

    “啊！”陈丹想起来了。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正是杭州人吴凤藻，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曾经见过一次，“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为人正派，能告到他手里，再好都没有。状子呢？”

    “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请陈先生过目。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

    接状细读，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按照规定，送交家属，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代表具状京控。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当然与浙江县、府、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

    杨乃武所说的“真相”是如此：当案发之初，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上门索诈，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此案即可不受牵累。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断然拒绝。

    阮得索诈不遂，转而向葛毕氏下手，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毒死亲夫。他骗葛毕氏说：只要这样作供，便可脱罪。葛毕氏无知女流，信以为真，果然照此诬供。余杭县即据此串诬，将他逮捕到案，酷刑逼迫之下，唯有诬供。

    这番情节，依照《会典》规定，足以翻案了。陈丹考虑了一下，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

    见了面，也看了京控的诉状，朱智点点头说：“果然如此，这一案当然要重审。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

    “不敢，不敢！朱老爷请吩咐。”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

    “‘老爷’之称不敢当！”朱智问说，“这个状子是谁做的？”

    “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本来是刑名师爷，现在在家养老。”

    “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

    “是的。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詹善政想了一下说，“譬如指明胞姐具状，就是邹先生的主意。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

    “噢，这又是何道理呢？”

    “邹先生说，妻子具状，当然比jiejie具状来得有力量，不过这要先轻后重，一步一步来。京控是第一步，京控一准，一定发回浙江更审。如能平反最好，倘或仍照原判，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显得情词迫切，比较更容易动听。”

    “这个想法更高明。”朱智深表同意，“像这样的案子，情节虽重，当事人的身份不够分量，不会钦派大员去提审，十之八九是发回浙江，委由原官重审。那结果亦就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原审，看上去一定有第二次上控，甚至还是京控。我再请问，京控告到都察院，可有说法？”

    “有的。”这次是陈丹代答，“他们已经托过吴蓉圃了！”蓉圃是吴凤藻的别号。

    “请问，”詹善政问说，“我可要见一见吴都老爷？”

    “不必，不必！”朱智连连摇头，“这个嫌疑一定要避！见了反倒不好，而且他亦不肯见你。反正只要托到，他家自然会有信到京；即使没有信，他也会秉公办理，不必去见他！”

    不过，詹善政虽不宜去见吴凤藻，而朱智与他本就常有往还，作为闲来访友，顺便关说，并无不可。当时的结论是，抱告尽管去投状，即令吴家的家书未到，亦不要紧，可以由朱智跟他说明白。

    投递京控诉状的第三天，朱智才去访吴凤藻。因为诉状收文以后，分到京畿道先由监察御史看了，才会转到掌印御史那里，去早了，吴凤藻还不知原委，谈不出结果。

    时间估计得正好，“叶杨氏京控的状子，今天上午衙门才看到。”吴凤藻说，“这一案的是非曲直，现在还没法子说。”

    “噢，”朱智想了一下问道，“是不是原案还没有过目？”

    “是的。”吴凤藻答说，“已经去公事给刑部浙江司了，请他们移送全案，大概明后天就可以送到，这一案府、县、巡抚都问过，案卷一定不少。恐怕要三四天工夫才看得完。”

    从宽估计，要六天以后，吴凤藻才能了解全案。朱智便暂且不谈案情，只作为同乡闲叙乡情似的问：“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

    “不知道啊！”

    “近来没有接到家报？”

    “没有。”吴凤藻说，“舍间总是两个月来一次信，算算日子，也该有信了。”

    照此看来，杨家所托的人情，吴凤藻还不知道，这样就更不宜在此时谈论来意。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去。

    上了车不即回家，转道去访余撰。一见面不必他开口，余撰反先告诉朱智，说是杨乃武京控的案子，他已经知道了，而且看到了诉状的抄本，认为京控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怎么样呢？”

    “那是都察院的事，要看吴蓉圃的意思。不过大致是咨解回浙。”

    “这方面我要请教了。”朱智问说，“咨解回浙，是不是仍由余杭县审呢？”

    “绝不可！连派余杭县会审都不行！谁派了，谁就要倒大霉。”

    余撰将《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取来，指出一条：“督、抚、藩、县、道、府将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这是嘉庆十四年的上谕。到了道光十八年，另有一道上谕：“嗣后京控发交事件，着各该督抚等于审结时，将是否应亲之处，随案声叙。如有应亲提而委审，应亲提委审而仍发原问衙门者，俱着专案报部，照例分别议处。”朱智一看，完全明白，京控发回的案件，督抚应该亲提，或委审，决不能发交原问衙门，否则便失却了京控的意义。

    刘锡彤是原问官，固然不准再参预审问，但照实情来说，杭州府知府亦是原问官。杨乃武诬供购砒，拉出钱宝生来，这一切锻炼成狱，都出在陈鲁手中。然则杭州府是否亦不准参预呢？

    余撰认为朱智所提，确是个疑问，但部里行文，只责成督抚，不便多所干预。将来案子发回浙江，要看杨昌濬如何处置，如果委由陈鲁审问，而居然秉公办理，当然没话可说，否则得视情况而定，此时无法预告。

    “倘或审问不实，如何处分，律例总有规定吧？”

    “当然，”余撰翻着《六部处分则例》问道，“你是指原问官？”

    “是的。”

    “审问不实，亦要情形而定。照这一案来看，如果杨乃武京控属实，那，问官的罪名就重了。”

    “重到怎么个地步？”

    “你看！雍正元年的上谕，”余撰念道，“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坐凌迟、斩绞者，革职。”

    “啊，啊！”朱智悚然动容，“罪名不轻啊！”

    “人命出入，当然轻不了。”

    “那么，复审的呢？”朱智问说，“是一路错下来的，总不能只处分原问官一个人吧？”

    “一路错下来，就一路都有处分。”余撰又念，“该管各上司不能平反，率据原招审转，州县官应革职者，府州降四级调用，司道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二级调用。”

    “能不能抵消？”

    凡官员有过失，得到降级的处分，有准予抵消、不准抵消两种。准予抵消，即是功过相抵，以前曾有加级一次的纪录，遇到降一级的处分，正好扯个直。大致罪有公罪、私罪之分，过失仅止于职务上的疏忽，并无受贿、徇情、任性等个人因素牵扯在内，就是公罪，否则便是私罪。公罪轻，私罪重，所以公罪往往可以抵消，而私罪决不能够。

    “这是私罪！”

    听得这个答复，朱智大为皱眉，“要平反，很难了！”他说，“一翻过来，从陈鲁到杨石泉都要交印把子，哪还有个不维持原判的。”

    “是啊！”余撰点头同意，“我看官司着实有得打。”

    “能不能想个法子，一下子给它平反过来？”

    “很难。”余撰答说，“律例持平，双方的利害都要顾到，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不过，杨家如果有精通律例的人指点，平反得可以快些。”

    “噢，噢！请你指点一下看。”

    余撰想了一下答说：“这一案发回浙江，大概是发交杭州府审。如果维持原判，杨家应该立刻京控，这是给臬司与巡抚一个机会，因为依律：‘上司有能驳审改正，立予平反者，即照例给予豁免。’错之在先，改正于后，议叙虽不可得，处分却一定可以豁免了！”

    这番研究，将这件案子未来演变的情况，大致都弄清楚了。于是，朱智转告陈丹，陈丹转告詹善政，陪着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了状子。回到客栈，随即检点行李，准备启程回乡。

    到了第三天，都察院派人来传唤王廷南，由吴凤藻问话。案情都在状子之中，而抱告并非直接关系人，所以问得很简略。最主要的一点是，询问叶杨氏是王廷南的什么人。

    “是我家主母。”

    “你家主母是不是夫家姓叶，娘家姓杨？”

    “是！”

    “是不是杨乃武的jiejie？”

    “是的。”王廷南答说，“是同胞姐弟，感情很好的。”

    “你来做抱告，是不是确确实实你家主母亲自关照？还是别人用你家主母的名义，指使你来的？”

    “是我家主母亲口关照我的。”

    “好！”吴凤藻特为警告，“这一案本来与你毫不相干，但如你是受人指使，冒用你家主母名义，那可是犯罪的！”

    “小的不敢。”

    “你认不认识字？”

    “认识。”

    “认识更好！你具结的时候，仔细看一看里头的文字。”

    于是当堂具了结，可以饬回了。但王廷南有句话问：“吴老爷，小的上千里路到京里来一趟，总要有句确实的话，回去对主母好有交代。”

    吴凤藻已经接到家信，得知杨家曾经重托，但有爱莫能助之感，想了一下答道：“照我的职掌，有人到这里来告，我是可以详细审问，请上头奏报朝廷的。不过，你等于是案外之人，杨乃武受了什么冤屈，问你你不知道，你所说的话，亦不能作数。我只有照你家主母状子里所说，据实转报。不过，这个状子，十之八九是准了，等我跟刑部商量，怎么个处置，有批回给你。”

    “是！多谢吴老爷。”

    “还有，”吴凤藻问，“你家主母另外口头上有什么话，关照你来申诉？”

    这是吴凤藻特意帮忙，多此一问；若有未尽之意，此时正好补充。只是王廷南为人老实，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看法，亦可以假借他主母的名义申诉。所以据实答说：“没有。”

    没有话就退堂了。吴凤藻当天就跟刑部浙江司与秋审处接头，果然如余撰的看法，认为唯有将抱告“咨解回浙”复审。

    于是，由吴凤藻主稿，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第二天一早递上。军机大臣承旨，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奏折发回原衙门。到了下午，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

    批回上写明的处置，果然是“咨解回浙”。所谓“解”是解送抱告王廷南，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等于原告成了犯人。照刑部的说法，此举虽不合理，却有必要，因为千里迢迢，夜长梦多，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咨解回浙”四字，即无交代。

    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解差，就得多花好些钱，多受许多不便。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具了一个保结，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回浙报到”，派委员、解差之事才得作罢。

    临行之前，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谈到杨乃武的案子，也谈到他自己。落第的陈丹，一方面不死心，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詹善政当然赞成，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如果不能获得平反，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才有申冤之望。

    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断有信到京。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

    这样，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情形比初审还要坏，杭州府复审时，传沈体仁夫妇到案，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曾经盘问小白菜，盘出下毒的情事，方始报官相验。这一番指证，对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詹善政说，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官司很糟糕。亲属会商，决定由他的jiejie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结果落得“归案讯办”四个字。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将来照杭州府所报，咨转刑部。因而决定，要作第二次的京控，重托陈丹，预为布置。

    到了九月里，由“杨詹氏”具名所遣的抱告，杨家的账房姚士法，由詹善政陪着到京，安置了行李，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

    “真是暗无天日！”詹善政垂着泪说，“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就算错了，也要错到底。陈先生，你说，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你不要急！京里的说法不一样，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就是你的话，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浙江由县到省，固然上下相维，官官相护，可是，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你放心好了！他们打算错到底，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

    心力交瘁的詹善政，得此鼓励，信心复生。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且亦真正动了义愤，好在他捐班主事，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办事找人，格外方便。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朱智、余撰、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詹善政当筵下跪，泣求申冤。举座动容，无不觉得平反此案，应该协力，是件义不容辞的事。

    “真没有想到，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朱智提出他的看法，“这一案，演变至今，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左侯如今领兵西征，朝廷倚畀方隆。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对他格外优容，那么以后生杀予夺，如取如携，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非争回来不可！倘或争不回，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我在想，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一面打官司，一面动折子参他。各位以为如何？”

    “动折子参他，为时尚早，”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动折子一参，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别人不以为然，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想攻倒杨石泉。以我说，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杨石泉以下，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不对人。让大家知道，浙江有此冤狱，倘或不能平反，则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清议关注，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

    这番见解，十分通达，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向哪个衙门去上控。

    照邹观生的设计，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余撰认为不甚合适。他的见解是，已向都察院上控，会同刑部奏准，发交原省复审，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就得再上层楼，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

    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而且内阁与军机处，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这样说来，唯有的一条路，就是叩阍。

    “谈到叩阍，太难、太难！”余撰又说，“本朝除非皇上巡幸，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否则就无从叩阍。而且犯跸惊驾，罪名很重！我看有个衙门，倒可以去闯一闯，闯这个衙门，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

    “是，”朱智问道，“步军统领衙门？”

    “对！就是这个衙门。”余撰答说，“步军统领衙门，掌九门锁钥，周卫徼循，肃清京邑，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属下郎中的职掌‘勾检簿书，平决诤讼’，就能收受军民诉状。”

    又有人指出，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还有一样好处，即是直接奏上皇帝，那就等于叩阍了。当然，这也要有人帮忙。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到郎中、员外、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笔帖式”，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必可办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满洲话叫作“苏拉”的，陪着抱告姚士法，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带到郎中熙庆那里，略微问一问情由，准了状子。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熙庆告诉姚士法说：“这件案子，有人打过招呼，好办！明儿一早递了折子，我这儿就算没事了。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托什么人，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

    姚士法四十多岁，以前足迹不出里门，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简直一句听不懂，只觉得京里的“老爷”很和气，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

    熙庆确是很帮忙，照朱智的要求，当天就办好奏稿，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画了行立即抄缮，当天就递到了“内奏事处”。

    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虽然性好逸乐，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精神极坏，但皇家的成法，不敢破坏，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

    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一大片数目字，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所云。因此，步军统领衙门这件奏折，比较起来，易感兴趣。皇帝就像看“闲书”那样，轻轻松松地看完，而且情节缘由，记得相当清楚。

    于是，在召见军机时，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浙江杨乃武的案子，是第二次京控了！”他说，“第一次发问浙江，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同样的人，审同样的案子，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

    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恭王心里明白，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回护刘锡彤，而手段甚拙，事到如今，不能不照规矩办了。

    这样想着，便即答道：“逆伦重案，自宜慎重，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

    “还要发回吗？”

    “是！”恭王答说，“除了发回，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发回不又是原样儿？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

    “人命关天，审问不厌其详，不是坏事。”恭王是皇帝的胞叔，所以措辞之中，微有驳回之意，亦不以为嫌。他紧接着又说，“原问官或者不免有成见。这次发回，指定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真相必可大白。”

    “好吧！就这样说了！”

    上谕到达浙江，杨昌濬深为不悦。洪杨以来，督抚权重，尽管朝廷责成“巡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杨昌濬却嗤之以鼻，“哼！”他说，“西征军事，正在吃紧的当儿，浙江的协饷最重，每月十二万两，按时照解，迟一天都会耽误军用。我哪里来的闲工夫管这种人命案子？”

    结果仍旧是委员复审，这一次委的是湖州府知府锡光。他是旗人，到任才两个月。杨昌濬委他复审，倒是希望往公平这条路子上去走，因为第一，锡光既是旗人，与汉人多少有些隔阂，不易受人情包围；第二，到浙江不久，对本案的始末，还不甚了了，不会有何成见。

    锡光是纨绔出身，“旗下大爷”做官讲究气派，讲究舒服，奏到委札，先派人到杭州布置公馆，这个公馆要作为复审钦命重犯之用，就得有个够气派的大厅，这就比较难找了。好的是湖州府富庶，大把的公款撒出去，终于觅得一座很堂皇的公馆。锡光到了省城里，谒巡抚、拜臬司、访道府、会同僚，应酬了半个把月，方始出票传案内有关人犯及证人，定期审问。

    开审不久，忽然传来一个天崩地坼的噩耗：皇帝出天花，在十二月初五驾崩了！皇帝无子，慈禧太后亲定大计，迎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为文宗之子，入承大统，定年号为光绪。

    国有大丧，除了军务漕粮等要政之外，其他一切政务，都不免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按时设奠哭临；同时也到了封印之期，一干人犯证人，还押的还押，饬回的饬回，直到光绪元年二月里，方又重新开审。

    这一次审问，杨乃武、小白菜都翻了供，异口同声地供称，是受了刑讯，迁就问官的意旨，自诬成供。而锡光为人平和，轻易不肯用刑，所以，无论案内正犯，有关人证，都比较敢说话。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内幕，点点滴滴地被牵扯出现，眼看这一件逆伦重案的原判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刘锡彤、陈鲁都大起恐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彼此密商的结果，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杨昌濬，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

    这些情形，杭州、湖州两府的士绅，都很清楚，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表示愤慨。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是湖州府属长兴县人氏，得知其事，自觉于公于私，都不能不说话了！

    两宫太后还是第一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