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

说，浙江有这样一件情节离奇的逆伦重案，在召见军机时，询问始末，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宝鋆对本案的经过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此时便是一个机会。

    可是宝鋆很见机，看这件案子演变到目前，杨昌濬以下有关的地方官，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而且案牍具在，要想为刘锡彤开脱，亦是不可能之事。唯有在措辞中，尽量少提刘锡彤，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

    等他约略讲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意存瞻徇”确非虚语，便即问道：“这件案子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

    “是去年秋天。”恭王答说，“到浙江已在冬天了。因为国丧的缘故，不免耽误。”

    “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慈禧太后又问，“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教杨昌濬亲自提问，还是准他派人复审？”

    “旨意上说明，派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为了筹措西征协饷，公务太忙，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

    “这就不对了！如果交办事件，都可以这样子自作主张，连个阳奉阴违都谈不上，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想，朝廷的威信何存？”

    听这语气严重，恭王不敢接口，想了一会儿答说：“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处，将来结案以后，再请旨议处。”

    “好吧！”慈禧太后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怎么办？”

    “自然是严催结果，给浙江一个限期。”

    “原奏请派大员，我看不如派人下去！”

    “像这样的案子，派人下去，似乎不合成例。”

    “那，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既然意存瞻徇，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子？”

    恭王语塞，只有伸手向后，示意跪在他身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

    于是，文祥膝行两步，出班上奏：“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请懿旨，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

    文祥是国之贤良，一向受两宫太后尊重，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可以！责成他秉公严办，不准官官相护。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达拉密”，根据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地写好一道上谕，叙明情节以后，接着写道：“此案情节极重，既葛毕氏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谳；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这道上谕，语气严峻，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旨意如此，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称颂圣明。

    接到上谕，胡瑞澜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找皮绊吗？”

    “找皮绊”是湖北的乡谈，找麻烦之意。这道上谕，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省的学政，专管秀才，无拳无勇，一切要仰仗地方官，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高地方官的巡抚作对，这件事如何办得通？

    “各位看看，这教我怎么办？”他向他的门客问计。

    学政的门客，都是书生，只会替他代看文章，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亦是计无所出。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与藩司无干，而且藩司卢定勋，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进士出身，彼此同年，不妨向他请教。

    “此计大妙！”胡瑞澜愁怀一宽，“我马上去看他。”

    到得卢定勋那里，道明来意，也让他看了上谕。卢定勋沉吟了好一会儿，先问一句：“年兄，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跟你讨主意，你怎么反倒问我？”

    “不是这话。我们是同年，如果是别的事，我就替你做主了。这件事不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出入甚大。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是公事公办，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胡瑞澜的原意，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但听得最后一句，不免懔然，想一想问道：“怎么是公事公办？怎么能敷衍得过去？”

    “若说公事公办，年兄，你先要了解你的身份，办这件案子，你就是钦差。不妨堂而皇之地行文地方官，第一，调两个候补知县来替你办案；第二，传首府替你办差，预备问案的地方、刑具等；第三，传唤人犯，亲自审问，或者委员代审。审明了专折复奏，一切《会典》律例，按部就班去做，这就是公事公办。”

    “那一来，杨石泉不就大不高兴了？”

    卢定勋笑了，“老年兄如果顾虑到这一点，”他平静地说，“那就只有想法子拿公事敷衍过去，算了！”

    “这个法子怎么想？”

    “法子用不着想，自有人会想。”

    “谁啊？”

    “嗐！”卢定勋有点好笑又好气的神情，“你到巡抚衙门走一遭，不就有人替你想法子了吗？”

    胡瑞澜恍然大悟。只要去看杨昌濬，拿上谕给他一看，他自然会着急，自然会替他想法子。当下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我糊涂了！我这会就去，看杨石泉怎么说？”

    卢定勋不即回答，沉吟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再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我知道。”胡瑞澜随口答了一句，兴冲冲地告辞上轿，吩咐到梅花碑。

    梅花碑是个地名，又叫佑圣观巷，是巡抚衙门所在地。胡瑞澜的轿子一进西辕门，就看到照墙下已排好了高脚牌之类的所谓“导子”，不言可知，杨昌濬正要出门。

    胡瑞澜不愿空跑一趟，拍着扶手板催促轿夫：“快，快，快抬进去。”

    轿子抬到大门，杨昌濬的八抬大轿，正从二门出来。主客二人不约而同地吩咐停轿，双方的跟班聚在一起询问究竟，一个说：“抚台有紧要公事去拜驻防将军。”一个说：“学台有要紧公事来拜抚台。”彼此有相持不下之势。胡瑞澜性急，跨出轿子来大声说道：“石泉、石泉，我有‘廷寄’给你看！”

    上谕分两种：一种是“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无任何机密可言，由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一种是某省大员或数省大员特加指示，由军机处交兵部专差投递，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廷寄多寄督抚、将军以及统兵大员，学政管一省文教，尽是例行公务，虽可专折言事，但绝少上奏。朝廷如有廷寄给学政，亦大多是整饬士习之类，照例分行督抚。如果学政单独接到廷寄，事不寻常，大致是密查某案。所以杨昌濬听他这一说，立刻取消原定的行程，将胡瑞澜延到签押房中密谈。

    “石泉，麻烦大了！”

    杨昌濬接过廷寄一看，脸色大变，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冷笑着说：“好一个‘有人奏’，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这“有人奏”三字，是这道上谕一开头的话。不指明某人奏，而用“有人奏”的字样，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参劾的人；另一方面只表示“姑妄听之”，为被参大员略存体面。杨昌濬的话虽如此，心里却已认定，所谓“有人”又是浙江籍的京官。

    “石泉，”胡瑞澜说，“这一点，你先莫追究，我只请问，该怎么办？”

    “事到如今，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余地？”杨昌濬负气地说，“我今天就拜折，自请解任听勘。”

    “这，你误会了！石泉，莫非你疑心我会跟你过不去？”

    听这一说，杨昌濬才发觉自己大为失态，赶紧拱手道歉，“观甫！”他亦别号称胡瑞澜，“彼此交好，又是同乡，我说话比较随便，千万不要见气。”

    一个湖南湘乡，一个湖北江夏，两湖认大同乡，所以曾国藩封侯，在京的湖广会馆亦大摆筵席，唱戏开贺。提到这层关系，胡瑞澜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京官，“他们在京里，总是说我对浙江的读书人刻薄。其实最刻薄的是浙江的读书人，目空一切，肆无忌惮，”他停了一下说，“一个举人而捐班的户部郎中，居然也不把翰林看在眼里，当然更不必谈军功出身的了！”

    胡瑞澜倒非有意讽刺，可是军功出身的杨昌濬，听见这话，心里当然不会好过，恨恨地说：“你是指那姓李的妄人？”

    他俩所谈的是名动公卿的李慈铭。此人于书无所不窥，渊博非凡，而脾气极坏，偏激狂傲，所以杨昌濬视之为“妄人”，甚至因为他是出“师爷”的绍兴人，可能与从前以刀笔营生的杨乃武“同恶相济”，这“有人奏”就是他在“捣鬼”。

    由此而始，两人大骂浙江的士风轻薄。胡瑞澜还提到雍正年间，因为浙江士习败坏，特设“观风整俗使”，而且雍正五年不准浙江举人参加会试，是唐朝开科取士以来，独一无二之事。

    “由此可见浙江的文人，坏的居多！‘观风整俗’正是学使的责任。”杨昌濬很起劲地说，“老兄其有意乎？”

    “责无旁贷，当然想整顿一番，只是无拳无勇，心余力绌。”

    “眼前这件案子，就是一个整顿的机会。只要你有这个意思，事情好办。”

    于是言归正传，商量复审的细节，决定由胡瑞澜行文巡抚衙门，调派委员四名承审：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边葆诚的地位最高，自然以他为主审。

    委札一下，边葆诚摒挡进省。一到杭州，先去拜访胡瑞澜，因为他亦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的进士，跟胡瑞澜是同年。

    此人籍隶任丘。任丘边家是海内大族，边葆诚的祖先有个边大绶，明朝末年当陕西米脂县令，因为奉令挖过李自成的祖坟而出名。边葆诚常跟人谈起这件事，自道他家的家风，向来不畏强梁。这次被委主持复审，一半因为他是胡瑞澜的同年，比较好说私话；一半亦因为他是个酷吏，不像湖州知府锡光那样“软弱无用”。

    相见之下，欢然道故，但边葆诚不免感慨，“垂垂老矣，”他说，“望六之年，依旧是一名风尘俗吏！”

    “五品黄堂，亦不能说是风尘俗吏。”胡瑞澜问道，“年兄到任几年了？”

    “我是同治四年到任的。”边葆诚说，“十年了！”

    “一做十年是太久了一点。我想，这趟差使下来，杨石泉总要保一保年兄。”

    意在言外，如能迎合杨昌濬的意旨，自有升官之望。道光二十一年的两榜出身，早就应该戴红顶子，自己连个道员都还没有巴结上，边葆诚当然觉得委屈，现在有此机会，亦当然要好好把握。

    因此，边葆诚问说：“我奉委主审此案，茫无头绪，唯有禀承意旨，勉力以赴。”

    “不敢当，不敢当！此案纠葛已久，非借重年兄的大才，不能定谳。”胡瑞澜说，“请先休息两天，慢慢看完全案再说。”

    “是！”边葆诚又试探着问，“将来总要维持原审吧？”

    “不忙、不忙！且等你看完卷宗，见了抚台再说。”

    胡瑞澜这样答复，是有他的打算的。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能不能维持原判，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边葆诚虽是同年，但官职不相统属，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处理此案，将来作何酬庸，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自己不必居间参与，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埋怨到他头上。反正自己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已足以使杨昌濬见情了。

    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另有缘故，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连日设宴款待，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

    流火铄金的天气，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左面是嘉兴知县罗子森，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名为“四堂会审”，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道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是差役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因而责打妻子。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在征得胡瑞澜、蒯贺荪的同意以后，施展辣手，昼夜不分地轮流盘问，只为有了一句假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

    这有个名目，叫作“熬审”，只对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强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流，而且还动用了大刑，杨乃武的两条大腿，虽未打断，已成残废。不但夹了杨乃武，还夹了他的妻子，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

    胡瑞澜的复奏，是十月初到京的。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不宜上奏；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方始由军机处奏请裁决。

    这天正好召见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理的刑部侍郎；一个是夏同善，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尽知胡瑞澜、边葆诚枉法的实情。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两人异口同声地答说，此案不宜根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

    因此，十月十六日特颁一道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jian同谋，问官回护瞻徇，请派大员查办。当派胡瑞澜提讯，兹据该侍郎声称：‘反复讯究此案，实属杨乃武因jian起意，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校并无出入’等语。着刑部速议具奏。”

    接着，有位言官上奏：“重案讯办，未协舆情，请提交刑部办理。”这位言官的官衔是户科给事中，名字叫作边宝泉，虽为汉军镶红旗人，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

    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出身。他倒是个有心人，眼见洪杨以后，督抚权重，视朝廷政令如具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当了御史，专门抨击弄权的封疆大吏。到任不久，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这一次发难，明责胡瑞澜，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内，文章做得极好。

    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说流言竟成事实：“此案传闻异辞，已非一日；外间议论，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其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未虚心研讯，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今胡瑞澜所奏，果与前次传闻无异，是物议必非无因。”

    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虽经京控，而发交原省查办，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习成风。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审之人，不过府州县官，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外吏之升沉，cao之督抚，仰承意旨，视为故常；一旦特发公论，以疑难大案，引为己责，而致亲临上司干失人之重咎，虽愚者不肯为此。而胡瑞澜素本文臣，从未办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

    因此，第三段文章建议：“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关罪名出入，不惮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谕旨，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讯。如胡瑞澜所奏果是，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而既经刑部复审，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倘有不实不尽之处，立共平反，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要裁抑疆臣的权柄，所以用“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的理由，仍旧责成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只有“着刑部速议具奏”一句话来比较，可以看出，边宝泉这一奏，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

    因此，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花了两天的工夫，细心研究，看出好几处毛病，一一用笺条签出。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第一，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子如何如何，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亲供”自辩。而仅据差役一句话，“本官之子，早经回籍”而轻轻放过，于理不合。

    其次，葛品莲之死，据说死于砒霜，买砒霜的是杨乃武，卖砒霜的是钱宝生；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买砒霜的日期不同，一说八月初三，一说八月初二，究竟是在哪一天？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长谈，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案情，方始指示秋审处总办余撰，拟定奏稿，主张逐层指驳，发交胡瑞澜再审。

    谁知刑部尚书桑春荣不以为然。争辩了好几天，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秋审处的司官，都支持“指驳再审”的主张，桑春荣亦就只好让步了。

    复奏一上立即裁可，由朱智秉笔，发了一道明发上谕，措辞更为严峻，说的是：“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jian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当交刑部速议具奏；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案情未协，请提交刑部办理，亦经谕令该部详讯研求。兹据该部奏抄，察核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严讯等语。命案重情，亟须核实研讯，以成信谳；着胡瑞澜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集犯证，将复讯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毋枉毋纵，总期情真罪当，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定拟具奏。”

    另外由刑部咨复浙江巡抚，详细指出“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之处，计“情节互异者一，可拟者二，疏漏者一”。部文虽不公开，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都托人在刑部秋审处抄来原咨，竞相传观，无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吐胸中的积郁。

    消息传到浙江，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最兴奋的是杨家，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刑部指驳歧异之处，关系最重的是两点，一是指他的儿子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内，何以不传讯，不递亲供？这一点还不要紧，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

    刘海升是死于海难。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浙江的漕米，改由海运，即归招商局派轮承办。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点关系，且可免费。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避风头”，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轮，由吴淞口出海，直放天津。

    二月十七起碇，船到佘山海面，忽然起雾。福星轮当即一面改慢车，一面“放气筒”，且鸣且行，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快到黑水洋时，为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拦腰猛撞，船舱进水，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被救的不到一半。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

    人死可以不论，死无对证的事，总比较容易搪塞。但另一点，为何不传爱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却是全案关键所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全案关系最重之处，但犯人既已承认下毒，自不能请求传证；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只是意存偏袒，尽可装糊涂。如今刑部指驳，上谕督责，就非得传证不可了。

    这一到堂上，钱宝生如果和盘托出，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下，作了伪证。辛辛苦苦铸成的“铁案”，便是遇到了熊熊的烈焰，一下子会消融得不成样子。转念到此，刘锡彤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了。

    “快，快！”他大声吩咐，“快去请陈秀才来，立等见面。”

    陈秀才就是号竹山的陈湖。原以为胡瑞澜一奏便可结案，谁知结果如此，也不由得变色了！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刘锡彤几乎是哭的声音，“唯有切切叮嘱钱宝生——”

    “钱坦。”陈湖中途插嘴纠正他。

    “钱宝生！”刘锡彤声色俱厉，让陈湖吓一大跳，“竹山，请你也记住，爱仁堂的店东叫钱宝生，又名钱坦是另一回事。”

    “是，是！”陈湖也省悟了，“一切都要照原供。”

    “对！名字叫钱宝生，是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卖了四十文的砒霜给杨乃武。一口咬定，包他没事。”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当初有谕单给他——”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刘锡彤又不耐烦了，“当初写谕单给他，不教他到案对质，我已经做到了；如今是京里的圣旨！你吓他一吓，自然会乖乖儿就范。”

    陈湖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连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被惊动了，小小一个七品知县，还能吓得倒什么人？此事唯有多说好话，动以利害，才能办得通。

    主意打定，先去找到钱坦的弟弟钱恺，略说经过，赶到仓前，一见了面，钱坦的脸色很难看——这已非一日了。从杨乃武的案子越闹越大，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上门的客人总要提起其事。先是不明究竟，问问经过；从真相渐白，知道杨乃武受到诬供，对钱坦的态度，也便由疑问而化为质问，那种冷峻怀疑的眼色与语气，实在教人受不了。

    现在一看陈湖上门，先就有了戒备厌恶之心，不管陈湖是如何赔笑说话，他总是有气没力地懒得答理，最后谈入正题，一听要到省城里作证，他的脸色变了。

    “我不去！当初答应过我的。”

    “不错，当初有谕单，与你无干，现在也还是与你无干。不过京里有人在闹，不能不敷衍一下子。我陪你上省城，只要过一堂，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一遍，包你没事。”

    “如果有事呢？”

    “什么事？”

    “拿我打啊，夹啊，或者把我关了起来，那怎么说？”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你想，案子还是这一个案子，审的人也还是这些人，难道自己打自己嘴巴，说前一次审错了，只有这一次才审得对？”陈湖又说，“钱老板，你不要怕！本来没事，你一怕，不肯去，倒像做贼心虚似的反而自己找麻烦了！”

    对这番话，钱坦亦以为然，左思右想，无可闪避，长叹一声，滚出两滴眼泪：“唉！不晓得啥个冤孽？”

    这是无可奈何，唯有硬着头皮应承的表示。陈湖既怕他变卦，又怕他到了堂上所供不符，所以陪着说了许多好话，多方譬解，看钱坦情绪稍微好转了些，方始告辞。

    等他走后不久，杨家的人来了，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浩浩荡荡一大群，而且还有专门送礼用的一具“条箱”，抬着跟在后面。

    仓前也算是水陆码头，过往的旅客甚多，所以钱坦并未注意。及至条箱抬入店堂，莫名其妙，急忙从柜台里走出来问：“喂，喂！你们是哪里的？”

    “钱老板，敝姓杨。”杨恭治上前搭话，“家兄就是杨乃武。家嫂、家姐特为来拜访，几样粗东西不成敬意。”说着，便叫揭开条箱盖子，吃的有整条的火腿，穿的有整疋的杭纺，这份礼很像个样子！

    钱坦却无心细看，一听是杨乃武这个名字，他心里就发慌了，口里连连答说：“不敢当，不敢当！”一双眼睛却只顾看着门口。

    门口停下来两顶轿子，出来两个妇人，前面是杨大姐，后面是杨太太，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后面又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都是杨乃武的子女。

    进得门来，杨太太带着两儿一女，一起跪倒，“钱老板，”她哀声说道，“请你做做好事！”

    钱坦大惊失色，“这是为啥？这是为啥？”他一面仓皇地喊，一面也跪倒还礼。

    这时老板娘已经赶到了，首先去搀扶杨太太，可是她不肯起身，只说：“要请钱老板答应一句，救救我家乃武！”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杨太太，你请里面坐。”

    就这片刻，看热闹的人，已在店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少不得有爱仁堂的左邻右舍，挺身出来，帮着劝慰。于是杨大姐说一句：“弟妹，该进去见见钱家老伯母。”

    此来说定了的，全归杨大姐一个人指挥，所以杨太太依言起身。钱坦夫妇将杨家大大小小都接到后面。钱家老娘亲自烧香去了，由老板娘周旋接待，乱过一阵，孩子们由爱仁堂的伙计带开，堂屋里三客两主，开始谈论正事。

    “钱老板，”杨大姐低声下气地说，“今天实在是来求你。你的苦衷，我们都晓得，已经打听过了，实在是逼得没法子，只好那样说，我们一点都不怪你。说实话，换了我是你钱老板，也只好那样说。”

    钱坦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说：“唉，叶太太！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这种无缘无故惹出来的烦恼，真正没有道理！”

    这话骤听不明白，要细想一想才懂，是隐隐然怪杨乃武不该将他牵扯在内。平心而论，是杨乃武错在先，怨不得人家。于是，杨大姐只好施展苦rou计了。

    一个眼色抛过去，杨太太又是一跪。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等她膝盖刚一着地，便拿她硬拖了起来。

    “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不该为了一上夹棍，信口胡说，我先替他赔罪；将来等他出来以后，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

    “没有这话，没有这话！”钱坦连连摇手，“我怎么救得了他？”

    “救得了！一定救得了！”杨太太说。

    “一定救得了的！”杨大姐说，“钱老板，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

    钱坦默然。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话直说，理所应当。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想起来，不寒而栗。

    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处境。是商量好了来的，由杨大姐与杨恭治姐弟二人，轮番向钱坦央求，说他一说了实话，因为与前供不符，可能会有罪名，但一定设法替他上下打点；如果入狱，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头。至于爱仁堂的生意，如果需要帮忙照料，只要他提出可行的办法来，譬如进货要垫本钱之类，杨家亦必定尽力。

    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下功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声泪俱下，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眼泪。

    在这样的情面包围之下，钱坦终于答应：上得堂去，会翻供说实话，杨乃武根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其故何在，杨家认为不必问，堂上问他，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此时一问，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大可不必。

    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是坐着发愣。老板娘见此光景，唯有极力解劝，而钱坦只是摇头叹气，不断地说：“难做人了！难做人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不说实话，对不起杨家，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说了实话呢，县大老爷的“纱帽”不保，还牵涉到陈湖等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别的不说，堂上一顿板子，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

    “难做人”只好不做人了！第二天一早，爱仁堂内哭声震惊四邻，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报丧条子也送了杨家一张。杨太太大吃一惊！詹善政恰好在jiejie家里，连连顿脚，“糟糕了！糟糕了！”他说，“姓钱的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

    “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道理。”詹善政说，“我马上要去找杨大姐商量。”

    詹善政上京两次，见识大非昔比；杨大姐更是冷静而有魄力，明知上门吊孝，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怪他们逼死了钱坦，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找到杨恭治，备办了素烛、清香、银锭等物，专程赶到仓前。詹善政颇善做作，在灵床前跪倒磕头，放声大哭。哭的不是钱坦，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忽然失去，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为至亲痛哭。

    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含着敌意，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眼泪，消融了大半。哭罢起身，见有丧家男子招呼，问起来才知道是钱恺。

    “钱二哥，”杨恭治说，“昨天到府上，初见令兄，哪知一夜工夫，会有这样的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钱恺痛心地说，“阴错阳差，前世一劫。”说着，掩面流涕。

    “钱二哥，你先不要伤心，还有大事要办！”詹善政说，“人亡了，可不要再弄成个家破！”

    “家破人亡？”钱恺惊得收住了眼泪，“怎么会？”

    “怎么不会？钱二哥，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钱恺不答，只招招手，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那里一半堆着药材，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连杨恭治在一起，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

    “钱二哥，你报了官没有？”

    “地保来过了，已经接过头，下午去报官。”

    “千万报不得！”詹善政说，“你马上去通知地保。”

    “为啥？”

    “你想，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子里的重要证人，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那时，县衙门里派了人来，不由分说，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怎么得了？”

    “啊！”钱恺懼然而惊，“这倒不可不防！”

    “当然要防。快去追地保！”詹善政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千万迟不得。”

    “好，好！我派人去找地保。”

    “还有，”詹善政问，“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

    “你问的是哪一点？”

    “是老实，还是jian刁？”

    “不大老实。”

    “不大老实，就要使点手段。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跟他谈了，再作道理。”

    钱恺答应着去了。地保住得不远，听说钱家有事商量，立即赶到。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脸上骨多rou少，俗语所说：“脸上没有四两rou。”是很难惹的人。

    “我姓詹。”詹善政自告奋勇地出头，“贵姓？”

    “我姓吴。”吴地保说，“从前没有见过你老？”

    “我是丧家的远亲，特为赶来帮忙。老吴，我们对面坐！”

    对面就是一家酒店。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头落座，好酒好菜叫了许多。吴地保不发一言，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

    “不必客气。一朝生，两朝熟！”詹善政从身上摸出一张银票，故意先亮一亮，是十两银子，然后折得小小的，推到吴地保面前，“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吴地保见钱眼开，尊他一声：“詹老爷！这是为啥？请你说明白了，我才敢收。”

    “没事！钱老板服毒，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

    “咦！不是说，要我去报案吗？”

    “不要报，不要报。急病死，何必报官相验？”

    “急病死的？不对吧！詹老爷，你话我不懂，而且——”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

    “你是说，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要我来出头，是不是？”

    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否则会引起误会，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有杨乃武前车之鉴，绝不可大意。于是他说：“老实告诉你，钱老板的服毒，是为了难以做人——”

    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然后分析，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理应帮帮钱家的忙。何况这样做法，不须担何责任，何乐不为？

    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终于将对方说动了。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热心设谋，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十分心感。一口答应，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她愿代死去的长子，上堂作证。

    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但无人主持，一直搁在那里。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按临”各府——省各州县已入学的“生员”，亦即秀才，照规矩说，应该在家用功苦读，为了考较文字优劣，有无进步，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称为岁试。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称为“按临”。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二字。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

    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驳下去，顶上来，就必得再驳，再驳再顶，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宝鋆心想，如果刑部提审，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

    想停当了，便即答道：“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不如钦派大员，随带司官，驰驿到浙江提审，比较妥当。”

    “也好！先看看有谁可派？”

    “是的。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

    这一压下来，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夏同善找翁同龢，要求他跟恭王进言，仍旧由刑部提审。翁同龢答应了。

    事情很巧，就在这天中午，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

    “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翁同龢闲时提起。

    “是，”恭王想了一下问，“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

    “是。”

    “刑部提审，似乎无前例可援。”

    “回王爷的话，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

    “那是谋反大逆。”

    “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翁同龢又说，“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传旨行刑。”

    “有这样的事吗？”恭王怀疑。

    “有！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翁同龢说，“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王爷不信，我可以检档呈阅。”

    “不用，不用！”恭王想了一下说，“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你看，钦派大员到浙江，如何？”

    “恐怕没有人肯去，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

    “是何言欤？”恭王有些不高兴了。

    “王爷，”翁同龢从容说道，“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

    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不能不自裁的经过。恭王听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钦派大员到了浙江，难免受人情的包围。如果公事公办，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其中有关系的证人，势必遭受威胁，倘或不从，便会如何？可想而知。”

    “啊，啊！”恭王深深点头，“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是很容易的事。”

    “正是！”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放低了声音说，“冲龄之主，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替朝廷立威？”

    恭王恍然大悟，改容相谢，“叔平！”他说，“你真是社稷之臣。”

    第二天上朝，恭王的态度一变，他跟宝鋆说，杨昌濬用心可恶，蓄意跟朝廷对抗。此人并无赫赫功勋，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尚且如此；然则曾建大功，节制数省的李鸿章、左宗棠又当如何？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

    于是，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下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胡瑞澜复讯未协，请解交刑部办理；当以提案解京，事涉纷扰，且恐案内人证，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请，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

    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只为了纷扰甚多，恐怕拖累无辜人证，是出于体恤之意，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

    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叙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

    最后便是指示办法：“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实情，期于毋枉毋纵。”而且特别提示，也就是警告：“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濬派委委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个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但看到这道上谕，为之心胸一畅，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

    可是，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此人非别，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外省督抚，入息优厚，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送上的红包，在夏天名为“冰敬”，在冬季则为“炭敬”。红包大小，因人而施，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大致一二百两银子，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炭敬”，比往年加了几倍，足足一千两。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煌煌上谕，虽不敢公然违抗，但可设法拖延，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

    因此，当原任主管文卷的“堂主事”，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时，桑春荣摆一摆手说：“先搁在那里，等开印了再说。”

    大小衙门的规矩，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不办公事。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但这是钦命要件，何可延搁？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

    桑春荣号白斋，绍祺称他：“白公！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开印要一个月以后，这搁得太久了！上头如果查问，不好交代。”

    “不然！”桑春荣说，“照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快到了，等看他如何说法，再作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果然复奏审问明白，浙江自然会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理由。

    绍祺不服，又无奈其何。想了一下，当场关照吉顺：“劳驾，请你看看翁大人在哪里，马上把他请来！”

    听罢来意，翁同龢答说：“既然是去争，总要争到了才好，不然虚此一行，犹在其次，以后就不能再争了。”

    “是。”

    “那么，总得有个言之成理，而且不易驳倒的说法。”

    “其实很好说。绍大人没有想到，我亦不便当场提醒。”

    吉顺提出一个说法，翁同龢欣然同意，随即换了官服与吉顺同车到刑部。

    刑部有处小有花木之胜的地方，名为“白云亭”，堂官聚谈会食，都在此处。平时雍容和睦，此时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绍祺一看帮手到了，抢先迎上来说道：“叔平，请你劝劝白公，杨乃武一案已奉上谕提审，钦命要案，当然应该赶在封印以前，咨会浙江。你说是不是！”

    “请少安毋躁。”翁同龢从容不迫地跟桑春荣招呼过了，方始将吉顺所教的话，说了出来，“白公，夜长梦多，我们先要站稳脚步。既有明发，浙江当然也知道要提审，只为部文未到，下面就可以动手脚，倘或有关系的人，再死一两个，只怕杨石泉吃不了兜着走。倒不如早早发了咨文，杨石泉自己有所警惕，约束属下，不得胡来，反是保全之意。至于本衙门的责任，白公，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似乎也很难分辩。”

    “是啊！”绍祺拍着手，很率直地说，“白公，爱之适足以害之。”

    这句话倒很管用，桑春荣虽感不悦，却不能不听了，点点头说：“既然两公所见如此，那就发吧！”他大声吩咐，“请吉老爷来！”

    吉顺抱牍上堂，桑春荣首先画行，绍祺与翁同龢亦都看过署名，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新年里各衙门封印，而军机处照常入值，两宫太后亦照常看奏折。年初六发下来一个折子，是胡瑞澜在年内拜发的。

    奏折上说：“臣于十二月初三日，由嘉兴试毕回省，照刑部奏驳各节，行提本犯及应讯人证，逐加讯究。葛毕氏等供俱无异，本可拟结；而杨乃武因案经再讯，以为必能翻动，顿改前供。查因jian毒毙本夫，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此案本非他人诬指，而杨乃武图脱重罪，逞其狡狞伎俩，播散浮言，闻者率信为真有冤抑。现在杨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由于朝廷已作处置，这个奏折可以不理。不过朱智却抄了折底，分送夏同善及浙江京官，大家都看出来胡瑞澜与杨昌濬已自陷于骑虎难下，而又难乎为继的窘境中了。

    在杭州，这个提审的消息，当然更为轰动，茶坊酒肆，到处有人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那好事的，钻头觅缝在打听杨乃武与小白菜起解的日期，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好赶到要冲之地一睹庐山真面目。

    谁知消息沉沉，始终并无确期。据说巡抚杨昌濬接到刑部的公事，大为不满，有一次定期接见僚属之时，在官厅上大发牢sao，说“正犯既有确供，案子铁定不移。要提人证案卷到京，简直是有意找麻烦”。因为如此，便有种种流言，一说杨昌濬有西征元戎左宗棠撑腰，决定抗旨，已经动公事顶了上去，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会起解；又一说，杨乃武已经为狱卒受命谋害，根本无法起解。

    实情是杨乃武的刑伤极重——本来已快好了，上年十二月初胡瑞澜由嘉兴回省城，重新再审，只有杨乃武依旧翻供，又吃了一次苦头。新创引发旧伤，寸步难行，必得医好了才能上路。

    元宵节前接到的部文，过了花朝，还不能起解，杨昌濬也有些着急了。刑部行文来催，还不要紧，若有言官上奏，指他有意违误钦限，不知其心何居，那一来可能会奉旨申饬，这个脸可丢不起。因而决定，全案卷宗，正犯葛毕氏，以及其他人证，先行解送；留下杨乃武，等伤势好了，再由海道赶到京里。

    三月二十九，第一批正犯、人证、卷宗到京。押解的委员，一共四个，为头的是候补知县谭正翰，人很能干，知道“小白菜”的名气甚大，如果一下客栈，闲人来看热闹，户限为穿，麻烦多多。所以一进崇文门，关照其他委员，安顿人证，自己带着正犯与全卷，径投到部浙江司。

    浙江司的司员很多，来跟谭正翰接头的，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翁同龢已在二月初调任户部侍郎，翁曾桂则由绍祺下条子派审本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持他与翁同龢的主张。所以翁曾桂接见投文的谭正翰一点不敢马虎，接收全卷，照清单逐一检点，特别留心杨乃武的亲供，看那花押，果然一如传说，仿佛“屈打成招”四字拼缀而成。

    接收了案卷，再接收正犯，照例亦要问一遍，为的是“验明正身”。提到浙江司的小官厅，等小白菜磕过头，翁曾桂问道：“你夫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

    “夫家姓葛，娘家姓毕。”小白菜低着头答说。

    “葛毕氏，你抬起头来！”

    问案常有叫犯人抬头的命令，目的是看一看相，是凶恶还是善良，是yin荡还是贞节？不过翁曾桂此时唤她抬头，为的是要看看她的容貌，小白菜既有艳名，自然是美貌妇人，凭此便可验明正身。

    “是！”小白菜毫不羞涩地抬起头来。

    她脸上的神色，不但没有羞涩，而且还有些傲慢及不屑的意味。因为这种情形她遇得多了，几乎每一个问官，都要让她抬头向上，仔细看上一看，甚至一次不足，两次、三次，恣意饱览，那双色眼，着实恼人。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使她的脸上，浮起了这样的表情。

    不过，翁曾桂到底是有家教的世家子弟，看小白菜的目的，不是为了饱餐秀色，所以目光平正，一看即知，确是葛毕氏正身。她那一双圆大而黑的眼睛，丝毫不现凶光，也绝不像一个能下手谋杀亲夫的狠毒妇人。

    他收拢目光，看一看案卷又问：“你是哪一天从杭州动身的？”

    “三月初一。”

    “是水路还是陆路？”

    “是水路。”小白菜答说，“到北通州起旱，一点点路就进京城了。”

    语言明晰，不似全无知识的妇女，翁曾桂暗暗高兴，此案十分复杂，如果遇到犯人头脑不清，答非所问，不得要领，就会非常吃力。这一层顾虑，如今看来是可以减轻了。

    于是，他点点头唤值堂的差役，将葛毕氏送到提牢厅——刑部监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狱政归“提牢厅主事”所管。收监既毕，方又与谭正翰叙话。

    “请问，还有一个正犯，什么时候可到？”

    “老兄是说杨乃武？”谭正翰答说，“咨文中已有说明，杨乃武在监患病，正派医诊治，一好，马上由海道押解到京。照我想，也快到了。”

    “此案，上头派兄弟主审。”翁曾桂说，“贵省及胡学使前后几次的题奏，我都看过了。其中的关键是在爱仁堂药店的店东钱宝生卖砒之说，既然是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就该提钱宝生到案对质，这一点疏漏，必得辨个水落石出。足下以为如何？”

    “高见甚是！”

    “可是，现在胡学使对驳审的复奏中说，杨乃武顿改前供，而钱宝生忽然病殁。这一个紧要人证没有了，关系甚大。兄弟的意思，想传提钱宝生的亲属到案。我私下请教，不知钱宝生有些什么亲人？”

    “听说，钱宝生的妻子也故世了。现在爱仁堂是由钱宝生的老娘跟一个姓杨的得力伙计在管。”

    “噢！”翁曾桂蹙着眉说，“恐怕其势不能不传钱宝生的老娘到案。我再私下请教，这件事是叙在咨回的公文中好呢，还是另外行文？”

    “悉听尊便。”

    “是，是！”翁曾桂说，“公文不过一道手续，要紧的是拿事情办通。我想拜托老兄，回省复命的时候，带个口信，本部传提爱仁堂的这两个紧要的人证，务必请杨大中丞指派委员，就像老兄这样干练的人，由海道护送到京。”

    “是，是，遵命！”谭正翰说，“不过，我也要老实奉告，我是奉命留在京里，照料这件案子；还有两三位委员，带部文回去复命，只怕沿途逗留，耽误公事。所提爱仁堂有关人证，还不如部里另备咨文，交驿递加紧递送，克日可到。另外，我再写信回去，拿部里重视这件案子的意思，切切实实转达。这样双管齐下，似乎比较妥当。”

    说来头头是道，其实不肯负责，翁曾桂这才发觉，此人手段圆滑，不易对付，存了几分戒心，公事也就越发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