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即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主教热拉德、帕力格利诺、安德鲁等人到中国辅助孟特高维诺。热拉德一行亦取海道来华，途中曾在印度逗留，于1313年前后抵达大都。孟特高维诺在泉州分设一个主教区，三人先后担任泉州主教，大概都死在泉州。安德鲁的拉丁文墓碑已在泉州发现，他死于1332年。被欧洲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还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个。14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积极活动，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泉州城的最后一任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死于1362年的元末社会动乱中。

    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第一次，如果“长子西征”不算在内的话。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分别死于1294年和1317年。炮舰沉处商帆过中国古代的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总是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把周边的毗邻国家、少数民族政权看做是在文明程度上低自己一等的番夷“下国”。中央王朝对其邻邦的外事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以夷夏之别为原则而确立的朝贡体系中。周边政权需要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每逢婚丧节庆，应遣使报聘；中央王朝则应在使节归国时，向来朝贡的国家颁赏“回赐”，“回赐”的价值经常会超过该国所贡方物。除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军用马以及少数稀有药材，对中央王朝来说，朝贡与回赐主要是维持宗主和藩属间政治关系的必要的符号或象征，所以虽然赔钱也义无返顾。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向中央王朝朝贡其实是做生意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称之“朝贡—回赐”贸易。利用这种特殊贸易形式来做生意的，不仅有周边国家的王室或政府，还有民间私商。汉文史料中记载不断的外国人贡使臣，其实就有很多是冒牌来骗取“回赐”的私商。

    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

    高丽“密迩日本”。忽必烈将王植扶上王位不久，就一面督其“阅军造船”备征日本，一面派国信使从高丽渡海，去招谕日本“来朝”。从1267年后的七年间，元国信使或递送国书、牒文的专人五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朝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忻都为都元帅、高丽人洪茶丘为副元帅，率蒙古、汉军和高丽助征军共2，5万人，从合浦（今朝鲜马山）渡海，进袭日本的对马、一岐两岛，在筑前博多湾（在今日本福冈县）等地登陆。元军在这里遭到日本的强烈抵抗，不能深入，又遇飓风，战舰多触礁摧毁，被迫班师。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次年，忽必烈又遣使日本。幕府欲使元廷“永绝窥觎”。遂杀元使，仍不予回牒。日本在沿边海守戍以备蒙古的同时，又制定“征伐异国”的计划，在国内限日登记大小船舶、水手舵手、出征将士的年龄及武器等，宣布“若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此后数年内，日本军不断sao扰高丽和元朝沿海，可能就与这个“征伐异国”的计划有关。

    元使在日本被杀的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初才传回中国。至夏，忽必烈召见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不久即建征东行省，筹备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元东路军由忻都等人率领，从合浦再渡朝鲜海峡。江南军主要由降元的宋朝水师组成，包括“张世杰溃军”，乃至“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在内，由范文虎统率，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航海。元用宋降军去替它拓地，顺便也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灭的目的。两军相约在日本一岐岛会师，总兵力达14万，共有船舰4400多艘。江南军失期迟至。汇合后大部分元军进屯鹰岛。未经大战，即遇飓风。元军缚舰为城，仍经不起风涛颠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东征将领弃十余万士卒于岛，择坚好船只逃回。日军乘势进攻，尽杀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军卒，而虏南宋降军为奴。日本史称此战为“弘安之役”。

    打渔图终元之世，中国与日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关系。但即使是在交战期间，两国的民间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停战后，日本商船来中国货贸的更多。庆元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自大德九年（1305）到至正十年（1350）的46年间，有33年留下了日本商船来华的确切记载。中国商品出口，最大量的是瓷器、铜钱、铜器也是日本来华购买的主要产品。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黄金、精制刀剑、扇子等等。除商人以外，大批日本僧人到中国交流佛法。同时中国禅僧也因日本僧人乃至镰仓北条氏的邀请，搭乘商船渡海东去。日本有些学者甚至将13世纪前后的100年称为日本的“渡来僧世纪”。据考证，这个时期东渡的中国僧人，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不下30人。其中除少数出自四川外，大部分是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台州（今在浙江）、温州、漳州等江南临海都市的高僧。他们多在日本镰仓、博多、京都等地主持禅寺。这时的建长、圆觉等著名寺院，竟因为历代主持以“渡来僧”居多，乃至寺内以汉语为日常用语。

    进入14世纪以后，日本镰仓幕府陷入政治危机。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相邀结，到中国沿海口岸强买强卖、武装走私，“即不满所欲，燔炳城郭，抄掠居民”。这就是所谓“倭患”。到明代中后叶，由于政府厉行海禁，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与少数真正的日本浪人勾结，倭寇之患遂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1250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后北归，留下兀良哈台继续经略云南未服诸部。1258年，这支蒙古军侵入安南（在今越南北部）。安南王迎战失利，从京城升龙（今越南河内）走避海岛。蒙古军因暑热撤兵。安南王旋即遣使求附，“乞三年一贡”。忽必烈前期，元廷以入朝、纳质、括户、签军、输赋、置达鲁花赤监临“六事”责安南王。安南王巧辞抗命，与元政府周旋达十余年。灭宋后，元朝将有事于海外，想在安南置省，以便控制相邻的占城（在今越南部）、真腊（即今柬埔寨）、暹国（在今泰国境内）、缅国（即今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乃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假道征占城的名义侵犯安南。

    安南之地林密雨多，暑蒸疫厉。当地军民抵抗外敌的惯用战略，是先以狙击拒敌，破其锐气，继而坚壁清野，走匿山林，等待暑雨疫作，使敌粮尽师老，被迫撤兵；这时他们又主动围追堵击，处处设伏，把入侵军队的撤兵行动变成一场大溃退。1284年的对元战争，以及1287年、1288年两次举国抗元的行动，安南所采取的都是这样的作战方略。元军回国后，安南王遣使求和，向元朝贡献一个金人代替自己亲朝天子。此后两国通使往来，元朝也没有再提出要安南王入朝和置官钤压的事情。

    占城在元初尚是安南属国。1280年，占城国主向元称臣。贡宝物、犀象。次年元封之为“占城国王”，又设占城行省，作经略南海各国的前沿。至元十九年（1282）末，元廷以占城拘留经行其地的元朝使臣，诏原先受命“即其地主省以抚安之”的唆都由海道率师进征。占城军先在国都（在今越南归仁）西郊筑木城抵拒，失败后退兵入山。又借安南、真腊等国兵抗元，诱其深入而围击之。元军作战逾年，不能结束战局。至元二十一年（1284）三月，元朝增援军队赶到占城，这时唆都已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元后至之师谕降占城王，乃还军。嗣后占城遂同时向元廷和安南纳贡，试图倚仗元朝阻止安南侵吞其国土。1320年代，占城打败安南军事进攻，停止向安南入贡，但仍维持向元朝的贡奉。

    元朝从占城退兵次年（1285）。占城入贡。同来的还有真腊国的使臣。至元二十九年（1292），与元朝出征爪哇的军队一起南行的使臣曾访问真腊，但这次使节一去后即不见消息。元成宗即位后，乃再遣使招谕，使团中有周达观。他们在元贞二年（1296）从明州浮海，秋天抵真腊。周达观在真腊留居一年，归著《真腊风土记》，记录了吴哥时代柬埔寨社会文化的许多有趣现象。真腊国势已在下衰，国内有些地方因与暹人交战而成旷土。柬埔寨的名称也出现在元代汉语史料中，作“干不昔”、“甘不察”等。

    11世纪后期，散布在今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直到萨尔温江上游之间的暹人（属泰语族。今亦称泰族人），逐渐摆脱真腊控制，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小邦国。1238年，湄南河上游的暹人攻占了真腊西北的首府速古台（今泰国宋家洛附近），成立暹人国家，称速古台王朝。经过半世纪左右的发展，它东据今老挝大部，西至缅国之南的白古，南面可能控制了湄南河下游的罗斛（今译老挝），乃至马来半岛北部的一些小城邦。至元二十九年（1292），暹王遣使到广州向元朝致意。忽必烈遂于次年派使节赴暹。据《元史》，成宗即位初，有“必察不里城敢木丁”使臣入贡。必察不里是暹国的属城之一，敢木丁即kamorntengaan的音译，意谓国王。这时候速古台王朝在位国王为坤拉玛甘王。成宗初遣使来华的这个“敢木丁”，究竟是速古台朝的国主坤拉玛甘王，或者只是必察不里的城主，现在很难确定。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大约就在这前后传入速古台朝。

    罗斛是孟族人建立的政权。罗斛与元通使，略早于暹国。14世纪中叶，一个出身泰族的孟族君主女婿控制了暹国大部，迫使衰落中的暹国臣属罗斛。这个兼并了速古台朝的大国于1350年移都阿瑜陀耶（ayuthaya，“大城”的意思，今译犹地亚，即今泰国大城府）。明代史料称之为暹罗。

    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詹卑河流域，十三四世纪时是马来人建立的明囊伽宝王朝中心地区。蒙古人依据该王朝建立者的族属，称它麻里予儿或木刺由。王朝的势力，北面到达今马来半岛。13世纪下半叶，暹国势力南下，与麻里予儿争夺马来半岛。麻里予儿向元朝称臣后。大概想请求元朝出面，调停与暹国的关系。所以元成宗即位之初，曾诏令暹国“勿伤麻里予儿”。

    麻里予儿以南的爪哇国，在元朝灭宋后开始经营南海时，正由新柯沙里王朝统治。爪哇国王对元朝的招谕令心怀不满，乃于1289年将元使黥面遣归。至元二十九年（1292）冬，元军由泉州出海南讨，于次年春到达爪哇。这时新柯沙里王朝正与它的邻邦小国打仗，国王被杀。国王女婿土罕必阁耶假降元军，要求元军助其破敌。乱平后，土罕必阁耶倒戈相向。元军因为助其攻战时已遭受损耗，无力与争，被迫撤兵归国。土罕必阁耶建麻喏巴歇王朝，于1295年遣使与元朝修好。

    元朝与缅国的联系，多取道经由云南的陆路，所以蒙缅交涉略早于元廷宣谕南海各国。1270年代前期，元使两至缅国。一次没有见到缅王，一次因违反上座部佛教的戒规被缅王处死。1277年，缅国又出兵进犯云南边界上已降附元朝的金齿部落（今泰族的先民部落）。元云南行省驻军大破缅军象阵，追至江头城（在今缅甸蛮莫县）。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灭四川宋军残余、荡平西南后经过四年准备，由云南出师征缅。缅王从都城蒲甘（在今缅甸敏建西南）出逃，并于1285年向元军求和。1287年，缅王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己子毒杀，缅国内乱。元军在云南王忽哥赤率领下再入缅甸，进占蒲甘城，不久退兵。蒲甘王朝瓦解。各地贵族和cao泰语的掸族势力急剧扩大。从这时起至13世纪末，许多自王一方的掸邦各自降附元朝。

    这时候，蒲甘王室仍据有昔日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并向元朝入贡。1298年，缅国北部的掸族部长阿散哥也攻克蒲甘，尽杀蒲甘王族。大德四年（1300），元军入缅征讨阿散哥也。阿散哥也趁元军不服水土，用重金贿赂元将，使其撤兵。元政府被迫承认阿散哥也兄弟统治缅国的既成事实。

    1300年入缅之役，是元王朝在境外东南亚国家最后一次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宋元时代印度半岛的南端，东岸称马八儿，西岸称马拉八儿。马八儿较为发达，其中尤以俱蓝城邦国势力最大。至元十六年（1279）元遣使招俱蓝。马八儿、马拉八儿诸多城邦小国相继与元通使聘问。

    北印度的德里王朝与元也建立过外交关系。元后期曾遣使至德里王朝，向算端馈赠男女奴婢百人、锦绸、麝香、宝剑等礼物，要求德里算端在印度某地重建一所被毁的佛寺，好让元朝百姓朝拜。据丹吉尔港（在今摩洛哥）出生的著名旅行家伊本·拔都他说，当时他正在德里，遂被德里算端任命为回访元朝的使团首领。拔都他在途中流连数年，到达广州后，似乎没有去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元朝人对非洲的知识比前代有所增加。元廷派遣出去购买珍禽异兽和各种方物的使臣，有远赴木骨都束、刁吉儿之地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刁吉儿即今摩洛哥的丹吉尔，从中国浮海而至其地，往返要走三年。“宗藩”之间蒙古在欧亚极西之地和南海的军事失利表明，纵然它的铁骑似乎无远弗届，仍然不足以征服整个“天下”。于是十三四世纪蒙古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划分为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划入蒙古政权疆域版图之内的地方，包括大汗所在的元王朝和它以西的“四大汗国”，即察合台、窝阔台、术赤后王的兀鲁思，以及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朝。另一部分，则是未加入蒙古版图，但是因为受蒙古军事威胁而被迫“入贡”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附庸于蒙古的程度，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附庸于蒙古的程度，都有很大差异。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也被元朝单方面地纳入“朝贡”体系，其实根本不在元势力范围之内。它们遣使通元，不过是与元保持外交上的联系而已。性质上处于上述两个大部分之间的，东有高丽，西有斡罗思各公国，西南方向上有若干位于伊利汗国周边的城邦小国。

    古代蒙古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有一些是用亲属关系的概念来比拟和表述的。由一方主动降附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比拟为父子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要称王汗为“汗父”。元朝与被它降服的属国间的上下关系，被当时人认为“义虽君臣，欢若父子”，也就是这个意思。与父子关系所蕴涵的上下之别的特征相对立，在血统上身份平等的黄金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以兄弟相互对待。蒙古语称为“阿合答儿迭兀迭儿”，元代汉语译为“哥每弟每”。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同出一父（指成吉思汗）的哥哥弟弟们的后代。元朝与它西北诸王的兀鲁思之间，就具有这种特殊的、由相同的高贵血统所缔结的“哥每弟每”的关系。元代汉语把它表述为“宗藩”关系。不过应当注意，它与由朝贡体系所确立的广义的宗藩关系仍有很大的不同。

    从理论上讲，大汗的“宗藩”，应当包括东西两道诸王各自的兀鲁思。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诸弟后人。他们在黄金家族内的影响，自然不及成吉思汗的诸子及其后人。因此分封之初，他们的势力就都不很大。蒙古草原以东可以拓展的土地也不像西面那样辽阔，又在大汗就近弹压之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东道诸王的兀鲁思后来没有能够发展成相对独立的政权。西道诸王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自成吉思汗西征后就已开始的各汗国独立化过程，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而基本完成。元朝与术赤兀鲁思和伊利汗朝的关系，于是构成元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窝阔台和察合台后王兀鲁思的领土，有一部分在今日中国境内。但为叙述方便，把元朝与这两个兀鲁思的相互关系顺便放在本章内一起介绍。

    术赤在世时，他的兀鲁思封地，大体上是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北，东自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西至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的辽阔草原，最南到咸海西南沿岸地区。长子出征后，札牙黑河以西、今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以及斡罗思各公国都落入术赤后王的控制下。于是术赤死后即位为兀鲁思汗的拔都把大帐移至亦的勒河下游的撒莱城（在今俄罗斯阿斯塔拉罕附近）。因为地处钦察草原，故有钦察汗国之称。15世纪以后的俄文史籍又叫它金帐汗国。札牙黑河以东的原封地由术赤长子、拔都之兄斡儿答统治，成为封国中的封国，史称“白帐汗国”。

    术赤生前与察合台、窝阔台多次发生矛盾，旧怨很深。他的妻子和幼弟拖雷的妻子是姊妹，所以这两系后王感情较好。贵由汗死后，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强行干预，把大汗人选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拔都也因此获得新汗蒙哥（拖雷长子）的格外尊重。根据在此前后南草原路访问蒙古的鲁不鲁克的印象，大蒙古国好像是在拔都和蒙哥两人间西、东分治，而且拔都在帝国东部的威望和影响，甚至还要超过大汗蒙哥在西半部的声望。

    钦察汗国虽然较早就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长期尊奉元朝大汗为黄金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术赤后王相对于大汗（gaghan，“合罕”）自称“汗”，直到1340年。钦察汗国的钱币上曾铸有称阿里不哥为大汗的铭文，表明他们承认阿里不哥是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只能算是在他之后的第六任大汗。

    1260年初，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南之地发生武装冲突，撕裂了术赤、拖雷两系间近半个世纪的亲近关系。钦察汗国为寻求支持还与伊利汗的敌国、埃及的马木鲁克穆斯林王朝结盟。这个事件成为大蒙古国瓦解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四十年中，元朝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之间结盟与对抗的阵容，依领土利益、实力消长、政治情势变动等因素为转移，发生过多次改组与变化。其中与钦察汗国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一是在窝阔台后王海都倡议下召开的1269年塔刺思河（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以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窝阔台、术赤、察合台三系后王达成协议，共同反对拖雷系的元朝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参加这个联盟凡十四五年。二是十三四世纪之际，钦察汗家族中有人为争夺权势，私结窝阔台、察合台后王以为奥援，钦察汗脱脱乃与元军配合，进攻二汗国，并且从此与元朝结好。三是中亚最有才干的黄金家族成员、窝阔台后王海都死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决意与元约和。钦察汗国也参加了1304年举行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行动。

    这时，元朝皇帝又以大汗的身份恢复行使对钦察汗的册封手续。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使册封即位已18年的钦察汗脱脱为“宁肃王”。1313年月即别即位，元仁宗又派使臣去册封。1330年编成的《经世大典图》称钦察汗国为“月祖伯（即月即别）所封地”。1336年，月即别派人到元朝，要求支领他在中国的封地岁入，用以补贴军站的赡给。可见从窝阔台时代起开辟的从亦的勒河流域东行的驿路，这时还维持着。所以当时流传于欧洲的一部《通商指南》说，从顿河河口南岸的塔纳（在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到元朝的甘州有通道贯穿。月即别在位时代，伊斯兰教在钦察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广泛传播。到他的儿子札尼别即位（1342）时，改汗的称号为大汗。大概是伊斯兰教的信仰终于冲淡了他们对黄金家族的身份认同。这以后不久，钦察汗国就衰落了。

    伊利汗国在西道兀鲁思中建国最晚。它的疆域，东北到阿姆河，西北至太和岭，南临波斯湾，西面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国都先后在蔑刺合（今译马腊格，在伊朗阿塞拜疆。旭烈兀曾修建著名的蔑剌合天文台于兹）、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逊丹尼牙（今伊朗苏丹尼耶）。

    伊利汗国与元朝长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旭烈兀死后，西域诸王大臣推戴他的儿子阿八哈即位。阿八哈回答：“忽必烈合汗是长支。怎么能不经他的诏赐就即位呢？”由于国事急迫，他后来在众人劝说下登位治事，但在忽必烈的委命诏旨到达时，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举行了第二次即位仪式。时在第一次即位的五年后（1270）。阿八哈于1279年颁发的一张敕书上，钤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方印，显然是元朝赐予的王印。在他的儿子阿鲁浑（继阿八哈弟帖古迭儿为汗）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的信上，也盖着这方汉字的印章。这封信的开头语是：“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郎国王。”与元王朝官方文书开头的套语格式一样。把“大汗”与长生天并称，表明中央兀鲁思（即元朝）的大汗仍是伊利汗王室尊奉的最高权威。阿八哈以后，伊利汗朝每遇汗位继承危机，争位者总是要把父亲曾受过大汗册封列为其身份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根据。夺得汗位的人，也总是立即向元朝要求册封。

    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起兵，从他的庶叔拜都手中夺得伊利汗国汗位。起兵前，“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宣读了‘除安拉外没有别的神’的祷言，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合赞开始称自己为“合汗”和“安拉的奴仆”。尽管我们此后仍然把旭烈兀的兀鲁思叫作伊利汗国，但自合赞以后其实再也没有伊利汗了。合赞1302年致法国国王的信上有“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汉字印文：学者们推测，这枚王印应当也是来自元朝。而1304年继合赞袭位的完者都合汗，有一颗印文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汉字印玺。由元朝皇帝给另外一个“真命皇帝”颁赐印章，似乎有些难于理解。这颗印，会不会是迁到伊利汗国的汉人为他们在西方的“真命皇帝”刻制的？

    古代山水画无论如何，合赞及其后王们仍与他们在元朝的“哥每弟每”有频繁的交往。1298年，合赞遣人出使元朝，元成宗命来使把旭烈兀名下历年所得的“岁赐”（元王室对诸王一年一次的赏赐）带回去。1310年代，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伊利汗国的重臣阿必失哈在这前后出访元朝，很可能负有与元朝商议协同对察合台汗国作战的使命。阿必失哈归国时被察合台后王拘留。他不慎泄露元军备战的机密，遂引起察合台汗国军队渡阿姆河侵入伊利汗国境内，全靠元军从东线发动进攻，才迫使察合台汗国军队从阿姆河南撤回。完者都之子不赛因即位后，为权臣出班向元王朝请封。泰定帝遣使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官号，并赐银印、金符。

    在伊利汗朝时期的伊朗，中国和波斯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1290年前期，伊利汗国仿效元代中国的钞法，在全国范围取缔金属货币，强制推行纸印钞币。这种钞币为长方形，上面还印有八个汉字。钞法只推行了极短促的时期，便因市场瘫痪而被迫取消。波斯语中的“纸币”（chaa）一词，至今保留汉语“钞”字的发音。合赞在位时奉命编写《史集》的拉施特，在了解有关蒙古的历史方面，从一个出使伊利汗朝并留居在那里的元朝官员孛罗丞相那里得到重要的帮助。拉施特的《史集》里还记录了直到南宋为止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代记。中国医学名著《脉经》（王叔和著）也在拉施特的主持下被译为波斯文。蒙古驿传制度和元朝整治驿站的办法被伊利汗国仿效。元朝向文武官员颁发牌符作身份、权力象征及乘驿凭证的制度，也传入伊朗。波斯语中至今保留着“牌子”（paiza）这个词。伊利汗依蒙古制度组织轮番宿直的“怯薛”作自己的侍卫军。“怯薛”一词由此进入波斯语，到今天仍有“轮值”、“值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