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成吉思汗在世时，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都被分封在今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草地上。在蒙古大汗的汗位转移到拖雷系（1250）的斗争中，窝阔台系诸王遭到严厉的镇压，份地被切割分离，势力大衰。察合台后王则因乃祖曾经出镇西域的便利，逐渐向天山以西直到阿姆河北的绿洲诸城伸展势力。而按蒙古旧制，农耕城郭之地本来应当是由大汗负责掌管的黄金家族共有财产。1260年初，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把阿尔泰山以西直至阿姆河之地交给察合台后王治理，标志着大汗正式承认了察合台后王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不过这时候畏兀儿地区和今新疆南疆诸城镇还没有被察合台汗国所据有。 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势力，立即受到1260年前期迅速崛起的窝阔台后王海都的挑战。这个杰出的草原骑士是蒙古宗王中极少不嗜酒的人。他团聚窝阔台系诸王，乘当时多变的形势，将锡尔河以东的大片草原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并因此与察合台汗国起衅。1269年，海都约察合台后王八刺、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在塔刺思河举行三系忽里台，共同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朝。塔刺思大会标志了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正式脱离大汗的政治控制。八剌因为在河中的牧地不够，在海都支持下逾阿姆河攻击伊利汗国，兵败，不久死去。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听命于海都的附庸。 从1270年直到14世纪之初，元朝与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及其以西的塔里木盆地沿边城市反复交战。为牵制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军事行动，海都多次攻入岭北（即蒙古草原），用这种战略迫使元军收缩在西部的战线。1290年，元朝被迫把畏兀儿王族迁到甘肃永昌。十三四世纪之交，元军退出畏兀儿及以西地区。火州（在今新疆土鲁番）成为察合台汗国东境的边城。1301年，海都率两系大军在阿尔泰山岭中的帖坚古之地与元朝交战，重创元军。但此后不久，他因病死去。中亚形势遂发生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由海都扶持的察合台后王都哇，在海都死后乘机坐大。两汗国之间势力对比开始逆转。二是两汗国改变与元对立的立场，以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的既得权益及其政权的合法性为条件，与元朝约和。1304年，约和实现。三方共同向伊利汗朝诏告和平。这个消息，还通过伊利汗国传播到欧洲基督教世界。其三，元朝畏忌海都余威，趁察合台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不睦，帮助察合台汗国削弱窝阔台汗国。1300年末，窝阔台系诸王曾掀起过一阵短暂的复兴活动，仍遭失败。不久，窝阔台汗国灭亡。 1310年前期，察合台汗国与元朝通使。但是不久以后，两家为瓜分交界地区的窝阔台牧地发生争执。西北战火重燃。这时伊利汗朝也采取行动，将渡阿姆河南侵的察合台军队逐回河中，由此形成东西夹击察合台汗国的形势。察合台大军再侵伊利汗境，后来在东线元军的军事压力下退兵。元朝乘这次攻势，曾将其军事布防线重新推进到畏兀儿地区，但为时不长，又复退回。 1331年，都哇之子答儿麻失里即位为察合台汗。这位有一个梵文名字的汗却放弃佛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从1330到1340年，察合台后王权威下衰，汗国逐渐形成分裂局面，中亚蒙古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加快了融合进当地突厥语主体居民之中的节奏。 第七章 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元史·释老传》 前四汗时期的藏地藏族称呼自己为bod，称藏地为bodvul，即“bod人之域”。蒙古人把他们叫做tbed，元代汉语音译为“土波”。藏人和藏地被称为tibed，应当不自蒙古始。唐代汉人用来指称他们的“吐蕃”一词，很可能就来自一个类似tied的称谓。这个名称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不大清楚。“吐蕃”一名在元明仍沿用不衰。 根据西藏的传说，梵文经典流入藏地，最早约在5世纪。不过当时藏地还没有人能看得懂它们，所以人们只好把它们秘密收藏起来。7世纪时，著名的吐蕃王国赞普松赞干布（？～650）分别从唐朝和泥婆罗（今译尼泊尔）迎娶信奉佛教的公主为王妃。两位公主都把佛像、法物等带进吐蕃；这时，从汉地和印度也都有一些僧侣，循穿越藏地的中国与南亚的交通路游历吐蕃。佛教在吐蕃真正获得“弘通”，是在松赞干布的五世孙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9世纪前叶赤祖德赞在位时，佛教势力在政府扶持下急剧扩大。赤祖德赞甚至把两条丝带系于头发，让垂下的丝带铺在赞普王座两旁的僧人的座席上，再命僧人坐在上面，称为“头顶两部僧伽”。赤祖德赞用残酷的刑罚肆意处置对佛教稍有不满的人，引起举国反对。841年，赤祖德赞被反佛大臣暗杀，兄朗达玛继为赞普。843年朗达玛下令灭佛，在吐蕃各地关闭佛寺，掩埋或沉没佛像，焚毁佛经，勒令僧侣还俗。藏地佛教的“前弘期”就此结束。846年，朗达玛被刺，统一的吐蕃王国瓦解，藏地出现小王林立、内乱不已的局面。 仲敦巴佛教在藏地遭到取缔时，部分僧侣逃出劫难，隐避到吐蕃政权势力较弱的藏地东、西部。今青藏高原东北的湟水流域逐渐成为佛教传承的中心。藏地西部的纳里（今译阿里）地区，是西藏佛教复兴的另一个基地。920年代，从藏地中部遴选的10人东赴宗哥（tsongkha的汉语译音，藏语称湟水为tsong，河滨为kha，tsongkha译言湟水之滨）学习教法。以后回藏复兴佛教。这件事被看作西藏佛法“后弘期”的开始。差不多与此同时，纳里地区的吐蕃小王不断用重金聘请印度、尼婆罗等地的高僧前来译经阐教，又派人西行求法。东来的高僧以印度班智达大德阿底峡最为著名；西去求法的纳里僧人中，最有名的是三至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的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10世纪末叶，尤其是进入11世纪后，佛寺在全藏各地又普遍地兴建起来。由于所传教法不同，这些寺院根据各自的传授系统分别归属于以一个或几个大寺院为据点的教派。 寺院势力最初是在世俗小王的支持和保护下重萌生机的。但当他们积累起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宗教影响后，他们也起而参与地方的政治活动，于是形成很多以大寺院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的势力。教团领袖开始时是由寺院僧众推举的，后来经常变成世袭职位。较大的世俗宗族往往会以叔侄相继的传承方式世代把持某个大寺院住持的座席。世俗贵族与僧侣集团之间就这样结成一种很特殊的“赐主—福田”关系。较小的世俗贵族甚至还要反过来寻求教团的保护。在十一二世纪，藏地存在着以下这些势力很大的教派集团：噶当派（bkahgdamspa），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1005～1064）所传。它在前藏拥有很大的势力。著名的热振寺就属于此派。吐蕃赞普后裔雅垄王族成员曾长期据有噶当派主寺的住持职位。 萨斯迦派（sa@skyapa）的根据地在后藏的萨斯迦（今译萨迦）。萨斯迦大寺的历任住持多出于款氏家族。这个教派在元代藏地政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影响力。 帕木古鲁派（phagmogrupa，今译帕木竹巴），因其祖寺建于帕木古鲁之地（在今前藏泽当东北）而得名。该寺住持由郎氏家族世代把持。帕木古鲁派有若干分支，如必里公派（hbrigungpa，今译“止贡”派），思答笼派（staglungpa），牙不藏派（gyabzangpa）等。 搽里八派（mtshalpa），此派创立较晚，后来其主寺的住持席位为资助建寺的噶尔氏家族所控制。 葛哩麻巴派（karmapa），祖寺在葛哩麻谷（今西藏昌都西北），后来又建一新的主寺于堆隆（在今西藏拉萨西北）。它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葛哩麻巴派“黑帽”系的第二世转世活佛葛里麻拔噶希（karmapakshi，12061283，藏语pakshi译言“大师”，或当源于汉语“博士”），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有神奇法术的僧人之一。 噶举派（bkahbrgyudpa），其祖师玛尔巴多次入印度学习密宗教法，注重口耳相传的传习形式，故以“噶举”（藏语bkahbrgyud译言“口传”）为教派名。这种传习法当然最容易因不同的师承而分衍支派。帕木古鲁、搽里巴、葛哩麻巴等教派都是从噶举派分离出来的。 宁玛派（rnyingmapa），这一派宣称自己所传是吐蕃王国时期的教法，由8世纪时入藏的印度高僧莲花生所授，故名（藏语rnyingma译言古旧）。宁玛派法服为红色，所以后来俗称红帽派、红教。 唐王朝和吐蕃王朝解体以后，汉族继续用“吐蕃”称呼他们的西邻。但是五代和宋朝人所说的“吐蕃”，经常是指今甘青河湟一带的某些部落或部族。其中有一些是藏人，也有一些是过去臣属于吐蕃王朝，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衰亡而得以自立的小股部众。吐蕃把他们称作odbar，汉语文献音译为“咀末”。1030年，这里形成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瘾厮哕政权，一度在西夏、余王朝以及自蒙古高原西迁后的回鹘（即元代的畏兀儿）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扮演过不可忽视的角色。12世纪初，由于宋军的进攻，它被迫降夏，以后这个地区又被金军占领，但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汉、藏关系中它已失却过去曾有过的那种重要性。 藏文史料说，西藏僧人最早进入蒙古地区，大概是在1209或1210年之间。那是搽里八派的藏巴东廓哇和他带领的六个弟子到蒙古弘扬佛教。因为不通蒙语，他们只能以手势传法，结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他们从蒙古转道前往西夏。据说成吉思汗进兵西夏时，藏巴曾去向他说法，并获得一道保护僧人的谕旨。 在最初二十多年兵侵漠南的军事行动中，蒙古军队有好几次掠地至藏区边缘的今甘青、川北一带。在哲别统率的西征偏师中有“吐蕃帅”，他的部众应当就是在蒙藏早期接触中被蒙古收编的藏兵。 蒙古正式经略藏地始于1230年。分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窝阔台次子阔端曾在1236年派兵降服甘南的几个藏人部落。1240年，他又派遣一小支军队，在朵斡耳答答剌罕率领下，深入吐蕃本部。蒙古军进至前藏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两寺均属噶当派）。据藏文史料，蒙古军“给热振寺造成重大损害。思答笼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名出家僧人被杀。必里公寺的住持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必里公寺未遭损害。但是蒙古人要住持去当应供喇嘛（即把住持带回去接受蒙古人的供奉）。扎巴迥乃说：‘有个适合当你的应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扎巴迥乃所指的，就是后藏萨斯迦派的法王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11821251）。在当时的藏地中部，噶当派的寺院最大，必里公派住持的威望最高。但他们和前藏的其他法王们都对于面觐阔端心存畏忌，于是把今后100年间在藏域承制宣化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萨斯迦派法王。 萨斯迦班智达果然接到了阔端召见的令旨。在由他编纂和创作的《萨斯迦格言》里，他曾经写道：“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请看由于攀附于大树，藤蔓也到树尖高处。”他决定带着不满10岁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和八思巴之弟恰纳朵儿只（1239～1267）去应召。1246年夏天，他到达阔端在凉州的大营。这一年他65岁。 萨斯迦班智达叔侄抵达凉州的时候，阔端正在漠北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大会。他们的相见，要到第二年春天阔端回到凉州大营以后。他当然不是被邀请到这里来做端坐莲台的“应供喇嘛”的。他的真正角色，乃是代表藏域各教团来同蒙古统帅商谈向蒙古归顺的事宜。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萨斯迦班智达在写给藏地僧俗领袖的一封信里，向他们作出详细的介绍。他转达阔端的保证说，只要藏域不进行武装抵抗而全面归附，“则汝等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之官员仍可加委供职”。归附各部应将头目姓名、百姓数目、贡赋数额造册缮录，一份呈递阔端，一份存于萨斯迦，一份由当地头目留存。阔端还把金银牌符颁赐给萨斯迦派的首脑们，授予他们管领藏地众官员的权力。萨斯迦班智达警告他的同胞说，如果企图设法逃脱蒙古的统治，或指望蒙古因路远而不会前去镇压，或期待与之交战而胜之，或以欺骗办法对待蒙古，则“最终必遭毁灭”。关于向蒙古的贡赋，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乃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珠、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藏地中部之毛织品等物为佳。“此间对一般财物颇不屑顾，故各地可以本地最好之方物进献”。 由于萨斯迦班智达的斡旋，再加上1250年初由蒙哥和阔端分别派出的两支军队对未服地区的军事进攻，迫使藏地很快接受了蒙古的统治。1251年末，萨斯迦班智达在凉州入寂。他的年轻的侄子八思巴似乎接替了萨斯迦班智达原先的角色。他在1252年为报告叔父去世而致藏地僧团领袖的信里，传达新近即位的蒙哥汗的谕旨说：“皇帝并宣谕于我：‘已派金字使臣（指佩带用以乘驿的金字牌符的蒙古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往。’” 这次清查户口，并不局限于吐蕃一地，而是在从汉地直到斡罗思的广阔地面上统一施行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吐蕃括户以后，藏地人户在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兄弟等黄金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各人还分别与被分配在自己位下的人户所在地最有势力的那些教派结成了“赐主—福田”的关系。蒙哥供奉的是必里公派和藏古儿木哇派（gtsangmgurmoba），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供奉搽里八派和思答笼派，旭烈兀供奉帕木古鲁的牙不藏派和宁玛派，阔端则仍然供奉萨斯迦派。 萨斯迦派在这次分配中被安排在一个颇为不利的地位上。蒙古大汗的汗位已经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但萨斯迦派所得以结纳的，却是显然已经失势的窝阔台系诸王。萨斯迦班智达已经不在人世，现在要由年轻的八思巴来承担扭转上述不利局势的重任了。八思巴与元代政治虽然古代蒙古人信仰的是崇拜“腾格理”（天）的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倾向却使他们很容易对各种宗教的高僧大德提起注意。忽必烈早在1240年就曾将汉地的名僧海云禅师召赴漠北问对。听说萨斯迦班智班已在凉州，他就派人到阔端处，要求阔端把大师护送到蒙古草原与他见面。使者驰至凉州时，萨斯迦班智达已经死去。阔端回复忽必烈说：“大师已经圆寂。他有一个侄子叫八思巴，意思是‘圣寿’。年纪只有十几岁，却精通佛法。请允许我送他前来复命。”不过八思巴不用再像海云那样长途跋涉远去岭北了。1252年秋，忽必烈奉皇兄蒙哥之命领兵南下，进征大理。1253年初夏他驻牧于“凉陇羌浑之交”的六盘山。在这里，八思巴第一次见到忽必烈。 忽必烈忽必烈似乎对见不到萨斯迦班智达仍有点遗憾。他问八思巴：“你的佛法，与令叔相比怎么样？”八思巴回答：“叔父的佛法浩如大海之水。我所掌握的，不过像用手指探海，点水于舌而已。”随行军中的忽必烈王妃察必先请八思巴传授金刚灌顶，就是请八思巴施行以水灌洒头顶的密宗仪式，表示由八思巴引进佛门，从此可以把喜金刚作为最根本的尊崇对象来修行。随后，忽必烈也要求接受灌顶。但是由八思巴传授灌顶就是以八思巴为师。从此“上师”就要坐于弟子的上座。这使忽必烈十分为难。经由察必调解，双方约定：今后八思巴讲论佛法或人少时，可以坐在上座；吐蕃之事先征求八思巴意见再下令旨；忽必烈处理俗界政务的正式场合则坐上座，八思巴不得对他徇情干预。 忽必烈即将从事的南征要经过藏地东部边缘。大概忽必烈曾与八思巴商讨蒙古军道经吐蕃时向藏人征发钱粮人力的问题。八思巴力图劝说忽必烈豁免藏地助军的义务，当然使忽必烈感到不大中意。所以这次会面时间似乎不长。八思巴“旬日即乞西还”，回到“凉州王宫之佛殿”。 1254年初，蒙古军攻灭大理国。忽必烈分军留滇经略未服诸部，自己取原路班师，于当年夏天再次驻牧于六盘山。这时八思巴已从凉州动身，正在赶回萨斯迦的途中，听说忽必烈北还的消息，八思巴中途折返，“驰驿径往王府”。他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接待，获得忽必烈颁赐的藏文令旨。根据藏学家陈庆英的汉语译文，令旨说，这位蒙古宗王已从“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仰，接受灌顶，乃以教法和僧伽的施主自任，“故此特赐给上师八思巴此项褒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并在过去赏赐之外，加赐白银56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作为一个宗王，忽必烈不能给予八思巴什么实际权力，所以只在这份令旨中重申保护藏地佛教和寺院的诺言而已。但对八思巴来说，重要的是，在阔端对西藏的决定性影响消失之后，萨斯迦派的新法王终于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新“施主”。他显然极其看重这一点。从1255年直到1280年去世，八思巴几乎每逢旧历新年都要给忽必烈写吉祥祝辞。他在1255年的新年祝辞中这样写道：“祈愿你这权势如大海、如须弥山、如日月珍宝之神中神健康长寿，所愿俱得成就！……你出身家族洁净高贵，财富受用等同如意宝树，祈愿你在尊胜众神所依止之须弥山胜于各方！……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为皇子胜于各方之故，持守清净戒律、智慧无畏之说法僧八思巴撰此祝辞。”佛教的“清净戒律”并不禁止高僧大德使用最华丽铺张的辞藻，为被他们认为是“真命有归”的统治者招徕吉祥与佛的护佑。 这时，在藏地佛教界以神奇的法力闻名的葛里麻拔噶希也应邀来到忽必烈在汉地的大营。忽必烈显然被葛里麻拔噶希的法术所倾服。出自萨斯迦派的藏文史料说，八思巴在他的忠实信奉者察必王妃提示下，用刀截四肢而不受伤来证明自己受“五部佛护佑”的功德。噶举派的文献则说，葛里麻拔噶希拒绝了忽必烈要他留侍左右的请求，不辞而别，后来又在漠北受宠于蒙哥。所以当他中统年间来到汉地时，被忽必烈拘捕并流放海边。无论如何，随着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远走西域、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庇护下的萨斯迦派取得了在元代藏传佛教各派中定于一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八思巴被新即位的忽必烈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这时，忽必烈在全力应付与阿里不哥战争的同时，已开始为系统地建立元朝对藏地的行政统治做准备。中统三年初，他派遣专使持金字牌符入藏，向各寺院布施，实际意图是探视藏地的局势。八思巴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藏地佛教各派的领袖，要他们慎重接待朝廷特使。在他的信里，八思巴再次强调，他以国师身份留住汉地，不是为了萨斯迦一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佛法及所有众人之事”。 争位之战结束以后，忽必烈正式着手进一步治理藏地。至元初，在藏地最东北的边区（今甘青地区）设立“吐蕃宣慰司”。元军在这里“随地厄塞设屯”，用“恩威并著”的手段“镇抚”藏人各部。对今川北藏区，元廷也置司“招谕”、“镇抚”。与此同时，八思巴兄弟被派回吐蕃本部，去整治藏地政教事务。 1264年，他们从大都启程返回萨斯迦。八思巴的弟弟恰纳多儿只娶阔端的女儿为妻，于是以黄金家族“古儿干”（蒙语，译言女婿，亦可用于专指成吉思汗家族的“驸马”）的身份受封为白兰王。大概用以象征蒙古统治藏地的世俗权力。这一年又新建立“总制院”，掌管佛教和吐蕃之境，由国师统领。所以，八思巴此行是以统领总制院的国师和萨斯迦法王的地位，代表朝廷号令藏地佛教各派。临行前，忽必烈颁赐了一份诏书给八思巴，让他传谕各地。诏书“绣以白绒，网以真珠”，所以称为“珍珠诏书”。诏文宣称，忽必烈“已从明白无误之上师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封彼为国师，任命彼为所有僧众之统领。……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由此可见，两兄弟中，真正具有元廷在藏地代言人地位的乃是八思巴，而不是白兰王。 回到萨斯迦以后，八思巴按照护卫蒙古大汗和诸王的怯薛组织的形式，改造了萨斯迦法王的侍从机构。在这个称为“剌让（blabrang）”的机构里，除了“内大相”的官号大概源于古代吐蕃王朝的“内大相”一词外，其余职官名称的构成，差不多全是模仿怯薛的各种执事官名称，其中包括：索本，负责法王饮食的官员；森本，管理卧室、卧具和服装的官员；却本，负责供奉仪式的官员；皆本，接待来人的官员；仲本，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佐本，管理财务的官员；真本，负责引见的官员；迦本，管理驮畜、运输的官员；达本，管理坐骑的官员；作本，管理牦牛、奶牛的官员；其本，管理狗的官员，等等。八思巴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西藏各重要的地方修建萨斯迦派的寺院。萨斯迦派的势力在前、后藏乃至甘青、川北地区都获得很大的扩展。 1267年，恰纳朵儿只在萨斯迦病死。八思巴在处理完丧事后离开藏地重返大都。这一年，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争中曾经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因而与元政府和萨斯迦派结下怨恨的必里公派起而反抗。元军再次深入吐蕃本部镇压叛众。史料没有提到八思巴在藏地的活动与此次必里公之乱是否发生过直接关系。 恰纳朵儿只之死和必里公之乱的平息，对13世纪吐蕃本部的政治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白兰王本来是元王朝建立在藏地的地方政权的象征（八思巴相当于中央政府的佛教领袖和主管吐蕃之境的负责官员）。白兰王死后，元廷遂设立“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府”作为统治吐蕃本部的地方权力机构，后来改名为“乌思藏宣慰司”。它的长官经八思巴推荐，由朝廷任命，授予水晶官印。首任长官是正在萨斯迦法王府中代理主持政教事务的释迦藏卜。在这前后，元廷又乘平定必里公之乱的余威，在吐蕃本部调查户口。这次括户分两组进行。一组从藏地西部开始调查，逐渐往东进入后藏之地，由阿衮和弥陵负责实施；另一组则从后藏向前藏推进，由司徒阿昔吉实施。新上任的乌思藏宣慰司长官释迦藏卜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次括户。吐蕃本部著名的“十三万户”，大概就是在这次括户的基础上确定的。 至元五六年（1268～1269）之交，八思巴回到大都。蒙古王公和朝臣、市民到大都郊外远迎。八思巴在“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的簇拥下，经过结扎着彩带的街道，进入宫中。一路上“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 回京师后不久，八思巴就把他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方形直书的字母体系呈献元廷。用这套字母，既可拼写蒙语、藏语，也可以拼写汉语。它于1270年被元朝指定为书写蒙古语的法定字母体系，叫做“蒙古新字”，现在学术界通称它为“八思巴字母”。元朝有很多官方汉语文书，也使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在一个多语种环境中，用一种通用的字母体系来拼写各种文字，这个设想似颇有可取之处。但八思巴字母除拼写藏文较贴切易通外，用以拼写多音节的蒙语词汇，就必须把本来应当连书的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切开，给认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汉文本不是拼音文字，改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汉语，认读方面的障碍也很大。例如元武宗时发行的铜币“大元通宝”，钱面上铸有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文，作tayytienthungbaw。用ytien来拼写“元”，用thung来拼写“通”，这样的“谐声”一般人也很难掌握。所以虽经政府强行推广，这种字母还是无法真正被社会接受。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母在任何一种书面语中都未被继续行用。 至元七年（1270），元廷颁行八思巴字母后，即把八思巴的身份从国师升号为帝师，颁赐比诸王所用金印品位更高的玉印，大朝会时得坐在皇帝之侧傲视群臣。他的封号很长，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人在他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知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藏文史料说，在被加封为帝师时，八思巴第二次为忽必烈传授金刚乘灌顶，并因此领受“吐蕃三区”作为供养。藏文“吐蕃三区”，直译当做“bod地的三个cholkha”。这里的cholkha是蒙文chilge的音译。蒙古人既接受金、宋政权把“路”作为较大的施政区划的观念，用chilge意译“路”；又用这同一个蒙语辞汇来翻译大于路的辖区“道”。这里用chilge来称呼的藏地的三大部分，即位于它东北的甘青地区、东部的昌都和川北地区，以及吐蕃本部，意思是藏域三“道”。用吐蕃三区供养八思巴的意思应当是说，现在八思巴不再仅仅以一个统领总制院的“僧官”和萨斯迦一个教派的法王身份去号令藏地佛教各派，而是利用元政权的力量取得了全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八思巴到达了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这时，经他提携而进入总制院任职的一个甘青藏人桑哥，替他在宫内造了一座豪华的佛堂。为此，桑哥受御史台弹劾而下狱。八思巴很不高兴。适逢忽必烈邀请他参加一次与佛教有关的庆典，八思巴回答说：“在藏地，儿子入狱，父亲即使行走在小巷里也觉得羞愧。我的桑哥为向我学法造了一座小屋，竟被台臣据以治罪，把他关进监狱。所以我不能出席。”忽必烈于是命令释放桑哥。1270年末，曾任乌思藏宣慰司长官的功嘉藏卜与回到萨斯迦的八思巴发生冲突。元朝派军入藏弹压，统帅这支军队的正是重入总制院并且做了院使的桑哥。桑哥攻杀功嘉藏卜，在吐蕃本部留下一些蒙古驻军，并且改革了藏北高原上的驿站体系。他在汉文史籍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以敛财固宠的“jian臣”。但在藏文史书中，却是一个“有作为的善良大臣”。可见完全根据单方面的记载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是很不保险的。据说，忽必烈在下决心处死桑哥时，还向他询问有谁可以继任他的职位。 1271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前往临洮（在今甘肃）。1274年，他又从临洮继续往西，回到萨斯迦。大元帝师之职，由他的异母弟亦邻真继任。1280年末，即“功嘉藏卜之乱”为桑哥镇压后不久，八思巴在萨斯迦死去，当时他46岁。元代的吐蕃三区元朝统治藏地的中央机构，最初是由国师统领的总制院。至元七年（1270）后，总制院由帝师统领。至元二十五年（1288），由总制院使桑哥提议，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新的院名取法于唐制。因为唐朝皇帝经常在宣政殿接见吐蕃王国的国使。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也就是说，该机构中最高级的职官（宣政院使）的品衔为从一品。其职权统摄军民；其人选僧俗并用。院使之上，还有一个没有品级的帝师。宣政院任命属官，具有与御史台、枢密院等同样的特权，不须经由中书省申报，可以直接向皇帝“闻奏”。当然，帝师的推荐对官员人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古代山水画元朝一代的帝师，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十三四个人，其中七人出于萨斯迦的款氏，四人是八思巴的门徒，多在款氏没有合适的男性后裔时才被选出来就任此职。说款氏基本上把持了元代帝师一职，此话并不过分。帝师的法旨与元朝皇帝的诏旨“并行于西土”。著名元史专家陈得芝依元代特别的公牍文体翻译帝师法旨的一般格式为：“皇帝圣旨里，帝师某人（此为帝师名）法旨。藏、乌思宣慰司官员每根底，军官每、军人每、镇守的每、法官每、征敛赋税的每根底，来往（使臣）每、万户每根底……僧、俗人等每根底教谕的我的法旨：……（以下为法旨具体内容）。”法旨开头第一句“皇帝圣旨里”的“……里”一语，是公牍文体中的专用词，用来翻译蒙文的后缀ghar或ger，意即“根据……”帝师的法旨，是根据“皇帝圣旨”所赋予的权力来具体地发号施令的，法旨虽说与诏敕“并行”，却没有改变藏地是统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辖区的性质。 与元朝的其他辖地一样，吐蕃也有蒙古宗王出镇。封在这里的宗王是忽必烈的第七个儿子奥鲁赤，王号为“西平王”。奥鲁赤死后，西平王之位由次子八的麻的加继承，但镇守吐蕃的使命改由他的长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担任。铁木儿不花的长子老的封云南王，次子搠思班袭镇西武靖王位，仍分镇藏地。明初归降的镇守吐蕃宗王卜纳剌所袭仍是镇西武靖王之位。他应当是铁木儿不花的后人。镇西武靖王的大营，可能位于藏地东北的甘青一带。 驻吐蕃的最高地方政权机构，是分别设立在“吐蕃区”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代中国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是路、府州、县。在距离行省中心较远的地区，又分道设立宣慰司，协调旁近路府的军、民之务；治民之事听命于行省，治兵之事听命于枢密院。边疆民族地区的宣慰司机构，因为军事的功能较强，往往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长官仍为宣慰使，无都元帅的职衔，但经常用军人任职。 因为吐蕃在元朝直属宣政院管辖，性质类似中书省直接管辖的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区，所以不设立行省机构。其他行省之下都有称作“路”的行政机构，管若干路的宣慰使司划区多称为“道”。吐蕃基本上没有路的行政建制。但其中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名义上也被看做是属于路的建置，分别叫“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还有一个则名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上述第一个机构的全名只有一字之差。它们是统治“吐蕃三区”（或“吐蕃三道”）的最高地方机构。 在以上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间，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约成立于至元初年（1264）。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前身“乌思藏路军民万户府”成立于至元四年或五年（1267或1268），约在1280年代乃有定名。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成立最晚。至元二十年前后，它的名称是吐蕃招讨司，以后改为安抚司，成宗期间改为宣抚司，很可能直到元英宗或泰定帝时才最后定名。 吐蕃三道的划分，完全是在藏地传统的政治—地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藏人称青海为“朵（mdo），以今青海东部为“朵思麻”（mdosmad），意思是“下朵”。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地主要为朵思麻（西宁州除外）以及今甘肃西周部分地区，所以它简称朵思麻宣慰司。其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下辖朵思麻路、河州路、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