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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丁佐民夫妇仿似空巢老人。 纵然丁佐民已经升了常务副市长, 纵然随着城市开放度的提升,高萍的外事活动一茬接着一茬, 但寂寞总是如影随形。 刚从国外回来的高萍收拾着行李,递给丁佐民一套书籍。 “儿子买给你的。原版,看看你功底还在不在。” 丁佐民接过书籍,看了看, 欣慰地笑道:“小砚还是没忘了我啊!” “父子俩还会有什么隔夜仇。小砚现在在那边也挺好的, 就是老想吃家里的东西,这回我过去, 在他那儿住了几天,好好给他教了几手。” 说着说着,高萍也有些伤感起来:“往后不在他身边, 他要是想念家乡的味道, 也能自己动手做点儿。” 丁佐民叹息一声:“咱们啊, 也不要太放不下了。以前总觉得小砚两耳不闻窗外事, 离开我们会飞不高,现在他翱翔得挺不错的, 我们倒也少了后顾之忧,各自高飞吧。” “老丁啊, 你说的也对。咱们的家庭不比旁人, 你、我、小砚,都是有自己梦想的人。说起来, 小砚的这份倔强, 还真是像你呀, 连父母的心思都不顾。” 高萍到底是经常出国的人,见多识广,思想也比平常同龄的女性要先进些。丁砚如此独立自主,像极了国外的那些少年。作为母亲来说,她既感到失落,隐隐内心对儿子又有些佩服。 丁佐民闻言,突然沉默了半晌,像是想到了什么事情。 “小萍,你有没有听说向家的孙女儿出事了?” 高萍一愣:“最近吗?不知道啊,不是才回来吗?” “应该是你出国前就出事了,只是他们瞒得太紧,外人一点都不知道!”丁佐民庆幸道,“幸亏当初小砚没和他走得太近。看来小砚的眼光比我们两个都好啊。” 这事听上去似乎有些严重,高萍正好拿到一条项链,闻言不由停下了手。 “什么意思?丽娜……生病了?” 一般来说,官场之人说出事一定是“那方面”的事。但向丽娜才刚刚18岁,高萍完全不可能把她的“出事”往“那方面”想。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只知道是吃了官司,向炳方前一阵四处求人。但向家老爷子不让捞人,所以那丫头就进去了。” 高萍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是多严重的事情,让老爷子都嫌弃了她。向家老爷子素来是十分护短的,到这个地步,恐怕不仅仅是要大义灭亲了。” 丁佐民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小萍,你说小砚的倔强是像我,我承认。小砚在很多事情上的敏感,却绝对是像你。” “怎么说?”高萍挑眉。 “向老爷子怎么会肯轻易大义灭亲?这自然和他如今自己的处境有关系。越往上斗争越强烈,哪怕已经解甲归田,也有清算的那一天。” 丁佐民的手轻轻抚摸着手中的书籍,像是琢磨着儿子的心思:“我这地位,最是尴尬,旁人瞧着倒是位高权重,再往上依然是漫漫长途。小砚从小就喜欢读书,那时候我们还担心他太单纯,以后怕是不能从政。现在想来,他这样学者的身份,对我们家庭倒是最有利的。” 既然连丁佐民都夸奖高萍敏感,高萍心思之细腻,自然是常人所不能想象。 仅丈夫这一段似是而非的话,她就听出了端倪。 “连你都这么说,看来这局势是很不明朗了……既然如此,我们亏得没有拿儿子的幸福去当筹码。保持超脱未见得不是好事啊。” 高萍心里暗暗后怕。 她不是没有拿儿子的幸福当筹码的心,她是还没来不及实现她的全盘计划啊!这不是幸运是什么? 如果早早地表明了态度,将向丽娜视作未来儿媳,眼下这情势该如何决断? 弃,得罪向家;不弃,坑害自家。 高萍第一次认识到“超脱”的价值。 丁佐民知道她心里已经想明白,夫妻二十多年,早已同声同气,很多时候不用刻意挑明。 “不要站队。也不宜站队。小砚去了国外做研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哪怕当初他的初衷是为了让自己独立,为了避开我们有意无意施加的压力,但今天我要说,小砚的选择是正确的。” 高萍望了望丁佐民,终于道:“还记得那个被小砚救了的何小曼不……” “记得。怎么了,不是说不来往了吗?” “嗯,后来没再提过。不过,我一直在留意着这个女孩子,听说考上了国纺大,还是挺厉害的。” “国纺大?”丁佐民一琢磨,就看透了何小曼的心思,“这女孩子有野心啊。” “你觉得,她怎么样?”高萍目光炯炯。 “呵呵,一切为时尚早。再说隔着千山万水,我们想那么多也没用了。既然打定了主意让小砚远离这一切,那往后这类事情,就顺其自然吧。” 何小曼一点儿都不知道 ,时至今日,自己还能成为丁副市长家里的谈资,甚至在一年多之后,由以前的完全不能考虑,变成了“顺其自然”。 有人总以为自己是上帝,其实什么都不是。 何小曼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旁人看或不看,顺不顺自然,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在给学校写了数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后,何小曼终于得到了学校的特许,只需她在学期内修满学分,学校不会对她的在校时间做强行要求。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答复,何小曼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她必须在开学前,将崇光棉织厂驻S市的销售办事处给建立起来。 但在将重心移到S市之前,她还有件大事要做。 因为史培军已经停薪留职,培优印刷厂有了正式的当家人,终于从一个街道小作坊向私营企业的雏形转变。 但培优印刷厂的法人代表依然是王秀珍,何小曼要为史培军正名。 一听何小曼竟然要给自己“一个名份”,史培军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小曼,这厂你有很多心血的,写谁的名字不一样啊,干嘛要改。” “你理当获得更多。”何小曼却很坚定,“我去了S市更没时间照顾这里,你现在是当仁不让的老板,不用不好意思。明天咱们就去更改营业执照。” 一个上午的功夫,退休“企业家”王秀珍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从培优印刷厂又退休了一遍。 在何小曼的再三坚持下,史培军的股份变成了六成,何小曼占四成。史培军其实不愿意,当初一人五百块,凑了一千块钱办的厂子,理当一人一半才是。 但他也并没有多想六成和一半的区别,只当是何小曼要让自己觉得是厂子的主人。 直到若干年后,他才会意识到,别说是一成股份,哪怕是多1%的股份,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