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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琪随李蕊到了大厅，然后一个人坐到观众席。刚刚给康逸枢发了一条微信告知自己的位置，抬头一眼便看到台上赵浩然的身影。

    赵浩然穿着带有学校logo的简单白T，气定神闲地坐在四辩位置看资料。辩题正方是恶法非法，反方是恶法亦法，赵浩然是反方，恰恰是李蕊的对手。

    嘈杂的声音仿佛渐渐熄灭，像电影落幕时的渐隐特效。

    她又回想到高中时代，在那个她似乎永远睡不够的时光里，赵浩然不仅永远活力四射，还是明星辩手。

    台上机敏博识的少年，漆黑的眸子似落满了星辰。

    台下灰头土脸、刚写完若干张理综或数学卷子的她，安静得就像一道皮影。

    陈安琪十六岁喜欢过的男孩子，二十岁的时候也还是无法忘怀，就像隔着清晨的雾去触摸遥远的一道光。

    只不过，十六岁的陈安琪会觉得成败好过意难平，二十岁却会故作释怀地想：就这样吧，一尺深红胜曲尘嘛。

    然而想归想，此时她坐在台下，耳边仍然只余赵浩然抑扬顿挫的声音如风拂过。

    主张恶法亦法，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法律科学这个概念。一如奥斯丁、凯尔森和边沁的设想，如果我们把恶法直接排除在法律家族之外，那么建立一个客观的法律科学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为如果这样，哪些是法律，哪些不是，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他们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建立一个法律的身份标准。同时，他们会倾向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排斥异议，否定其他人甚至大多数人的法律标准。

    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科学，其实是和自然科学一样，它自然有一套不受人的价值判断影响的、中立的、理论学说。

    让我们回头看英国1956年颁布的（English   Sexual   Offenses   Act），该条例规定两个男人有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犯罪，人们恰恰是摒弃了自身的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才认为这是法律并且加以遵守。但这不代表所有人都去无条件地服从于它，人们依旧会清醒地指出它是侵犯个人自由道德的法律，从而慎重地提出改革方案。

    哈特指出，如果坚持恶法非法，那些坚持者势必对法律改革的问题麻木不仁。因为，一旦否定了恶法也是法，那么既然成为法律，就必然是正义的、完好的法律，它当然没有改革的问题了。与此类似，如果坚持恶法非法，人们也会忽略秩序、正义、道义、罪刑法定等价值之间的选择困境，从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价值方向。

    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根据你们恶法非法的看法，某个条例一旦被认为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就不会存在对它进行改革的需要，他们可能下意识地以为，既然它是发，那么它已经符合了正义、公正的条件。

    韩非子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说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认为，法就是法律，与公正没有必然的联系，恶法亦法，这个观点和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谋而合。奥斯丁提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理论，认为法律在道德层面的好坏与它是否为法律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它才是客观的，不被个人道德评判标准所动摇的，一道法则。

    虽然哈特认为法律最好与道德保持一致，但与道德相左的法律，在其效力上仍是法律，因为将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是很危险的，如将权力融合于人们对法律本质的观念中，或者以现行的法律代替道德，直接作为衡量行为的最终准则，这其实无形中已经降低道德的高度。

    如果我们认为恶法也是法律，面对一项法律时人们就会清醒地分析秩序和正义，从而更为慎重地考虑选择什么。反之，如果坚持恶法非法，慎重分析就显得毫无必要，因为恶法已经不是法。

    我们都听过苏格拉底的故事。雅典法律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并且，他有条件也有机会躲避不公正的后果，但是，他还是勇敢地面对了死亡。在他那里，就算是不公正的法律，他也有义务服从。因为，就算是不公正的法律也有法律的资格和效力；如果可以违反，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且，哈特指出，苏格拉底愿意生活在雅典这一行为本身，也意味着默认要遵守它的法律，这时候再违反违背道义，这又产生了正义和道义之间道德选择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

    陈安琪恍恍惚惚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想到了K，若说他的行为践踏了法律凌驾于一切的威严，那么法律对于量刑的规定是否真的全部合理？那些被法律保护了人权的罪犯，是否真的能改过自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K的存在，是否也有一部分正面意义？网上K的狂热粉丝们，是否真的是错误的、民粹的、主张同态复仇的、不理性的？

    她无法得到答案。

    陈安琪，你欲擒故纵玩的挺溜啊。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乱七八糟的思绪，她懵然转头，看到了赵浩然的现任女友何璐坐在了她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