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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你们不觉得这其中有问题？一家成立不到一年，只有两家门店的企业招股，能给出一年20%的回报率，就算是利润率很高的大企业，都不会给出这样优惠的条件呢？” 但谁会承认自己贪婪无知呢，都只会推责任：“我们怎知，他说能挣钱就能挣钱啊。我不信李国耀，我信陆永康啊。我们是认识三十几年的朋友了，他都入了股做了大股东，我拿点点小钱，想着肯定没问题的啦！” 陆琪一一看完，关掉视频后，回头看了mama一眼，问她：“你跟爸爸真离婚了？” 不需要回答。在李国耀失踪后，陆爸并没有第一时间报案，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送走陆琪，第二和陆妈离婚，转移资产。他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成为共犯、纵容犯，也不在乎是否要替人受过，把牢底坐穿，他只想着无论如何，要保自己妻儿衣食无忧。 陆永康是山东人，但没有北方人高大粗犷的身材，他只有一米六五，矮矮胖胖的，女儿穿个高跟鞋都站得比他高。小时候，陆琪经常抱怨自己个子矮是家族遗传，但这丝毫不影响陆爸在她心目中好父亲的形象。 他是一家的主心骨，但他从来都不发脾气，不管在外面混得多风光，回来对老婆女儿总是眉眼顺顺的。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喝酒抽烟都不凶，一回家就帮老婆做饭，吃完饭后陆妈翘着腿看电视，他牵着小陆琪去舞蹈培训班跳舞，然后在教室外面傻笑两个时辰，再牵着女儿回去。 如今最爱她的爸爸被人说成了诈骗犯，关进了看守所里。上次托徐清平的人情，去看过一次，两个多月的看守生涯，他痩了很多，脸色也不好，软趴趴的头发夹杂着不少白丝。他尚不知女儿的婚变，只一个劲的拜托徐清平照顾好陆琪。 陆琪问陆妈：“爸爸都转给你了，给我看看。” 陆妈从保险箱里拿出了一堆东西：“琪琪，mama也和你交个底。”她一张一张权证递给陆琪：“这些我都给你留着，虽然你爸爸出事了，但家里管你花销还是够的。不过你离了婚，现在也没工作，要学着少花点钱。” 陆琪缓缓摸过右脸，轻轻揉着，那里贴了一张创可贴。 周律师说过，这样的案子最多判七年，他说他会尽力，让法官少判两年。五年后，陆爸就会出来，他以五年的牢狱之灾换来陆琪的奢侈生活，只是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为钱财之争，遭受灭顶之灾。 陆琪缓缓扫过屋子，这里还是陆家，她依然拥有硕大的衣柜，和精致的梳妆台。她可以再去找份工作，找个男人，她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也都可以。别人家的灭顶之灾，她无需去扛，自己家的灭顶之灾，有陆永康帮她扛。 陆永康倒下去，还有王亚美。如果王亚美倒下去了，她还能依靠自己的美貌和身体找到下一个金主。是的，今日她终于发现，她不是什么会破茧而出的蝴蝶，她就是一条虫子，一条可恶的寄生虫，一条永远都挣脱不了黑暗的寄生虫，一条贪婪自私会把寄主啃得一无所剩的寄生虫。 陆琪受不了自己的想法，夺门而出，陆妈一路追来，问她要去干什么。她在自家楼下顶着太阳晃荡了三圈，陆妈就跟了三圈。她转身，望着不敢跟得太近的mama，太阳底下，mama每一缕的碎发，脸上的每一个褶皱，都看得十分清楚，她抓住mama的手，说：“没事，mama，我们回家。” 鞋子一换下，陆琪便让mama找她的名片夹和联系本。陆妈问她要做什么，陆琪说我得想点办法才行，说完就不再理会她了，只管把名片夹翻来翻去，然后拨了电话号码，一个个的搭讪着、问着、求着，右手拿了笔，不停的在纸上写着什么。 她足足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手机没电了，把家里的固定电话端过去，接着打。陆妈怕她口渴，去冰箱里给她取橙汁，转身看见那个半跪在茶几前的女儿，嘴角笑着，说话温柔客气，然后听着电话那头的分析和劝告，偶尔点头，礼貌的挂掉电话。陆妈的眼角湿润，放下了手上的托盘，平日里挺得直直的腰背似乎也弯了那么一寸。 陆琪对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感觉无能为力，这超出了她任何一种能力的象限范围。她懂常识性的法律，但分不懂“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陆爸究竟该是主犯、共犯，还是从犯，每个人的认识好像都不太一样。她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周律师上，对陆爸入狱的结局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现在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赶走对自己的厌恶感。每每躺在床上，一想起这些都靠爸爸坐牢换来，她没法安心。 她在周律师的事务所里把能看的资料卷宗都看了一遍，甚至还去了图书馆专门找经济犯罪类的书籍看，然后打电话找朋友，到处咨询，看能否在这个没什么悬念的官司里替老爸挣条出路。 9月的一天，陆琪站在市检察院的一楼大堂里，想趁下班时间逮一位姓欧的副检察长。陆永康的案子被公关机关移送后，由这位欧检察长负责。当然在案件取证调查期，他是不应该，也不会答应和被告人家属有什么私下行为，但在中国的官场里，你不碰一下，怎么知道他是硬的还是软的呢？ 所以陆琪今日就慌慌张张的站在了这里，没等来那位欧检，等来了一位熟人，他叫林肖，周林希的前夫。一见到陆琪，就过来问她怎么会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