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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yin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middot;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