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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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自是戏言,但燕红却宁愿想象为正式结缡,洞房花烛之中,为宾客逼迫而出此,欣然演作,闭着眼自我陶醉。 但等她刚喝下一口酒,发觉酒杯已从她手中移去,张眼看时已有灼热的嘴唇压了上来,他抱得她紧紧的,使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定情之夕,必有佳作。”顾千里笑嘻嘻地催促着,“写来看,写来看!” “倘说无诗,你一定不信;若说有诗,只得两句。”龚定庵朗然吟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少许胜多许,两句就够了。”顾千里说道,“定庵,你的诗真如禅宗的顿悟,明心见性,只在当头一喝之间。我最佩服你的是,眼前情事,人人想得到,却偏偏只有你说得出来,譬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 “这不是偏偏只有我说得出来,是大家想到了不肯说。”龚定庵微喟着说,“如今忌讳是越来越重了!虚矫之气,充塞朝野;貌为谨饬,中无所有;最可怕的是讲理学讲究‘不动心’,固然‘富贵不能yin,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样的不动心,应该佩服,但哀鸿遍野,视而不见,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了,这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骂得痛快。不过,”顾千里庄容劝道,“你连番下第,都因为是话说得太真太切之故,‘罔识忌讳’,功名大忌,这一回无论如何要收敛,等进士入手,到了你可以说话的时候,譬如将来当御史,那时候痛陈时弊,也还不迟。” 这段话恰好为刚进来的燕红听到了,便即说道:“顾二少爷真是金玉良言。今天下午我也劝大爷,不能三年两头为考进士奔波,什么事都要中了进士才能作打算,何不发一发狠劲,怎么样能中进士,就怎么样去做,一切都到了那时候再说,岂不是好。” “你听听,”龚定庵苦笑着说,“倒像我能中进士,没有尽力似的。” 顾千里知道燕红的心情,话虽说得急切了些,但也不能说她全无道理。 于是他说:“仔细想来,燕红的话倒实在是个总诀:‘怎么样能中进士,就怎么样去做。’你可做的事也很多。” “呃,”龚定庵也很认真地说,“倒要请教。” “第一,”顾千里想了一下说,“先烧烧冷灶,看当朝大老,哪几位有放总裁的资格,投几个‘行卷’应酬应酬。” “这第一就行不通,”龚定庵说,“所谓‘行卷’,无非平日所作的诗文,先就难中时流的法眼。” “诗文中有锋芒的,当然要避免,像‘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这种诗,岂能为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所见?你总也有温柔敦厚的诗、说理平正的文章吧?” “有是有。不过——” “大爷。”燕红拦着他说,“顾二少是好话,你先不要跟他辩驳,听顾二少讲完了再说。” “好,好,请说第二。” “第二,不要矜才使气,总以平顺通达为主。” “好,第三?” “第三,千万不可写奇字、怪字,文章亦不必求深奥古雅,因为主司看不懂。” “千里,你讲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搔着痒处:‘主司看不懂。’我要浮一白。”说着,他自己干了一杯。 “顾二少看,”燕红无奈地说,“还是狂态不改。” “你看,”顾千里对龚定庵说,“燕红真是你的知己,相处不久,已经知道你‘狂态不改’了。你真该好好听她的话。” “听,听!”龚定庵搂着她亲了一下,昵声说道,“我不听你的话,你会生气,是不是?” “我哪里敢生你的气?”燕红轻轻推开了他,“不过,我也听人说,照学问才气,龚某某中状元也有份的,就是他的脾气害了他。你这看不起人的脾气——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改!”龚定庵是自知其非的语气,“我一定要改。” “但愿如此。”顾千里又说,“定庵,还有件事,只怕也是逆耳之言。你才大如海,肚子里又渊博,什么事很容易着迷。‘玩物’未必‘丧志’,但会误时,这一回进京,琉璃厂这些地方,在试期以前,最好不去。” “好!”龚定庵举杯说道,“我答应你。” “别老谈这些俗气的事了!”龚定庵说道,“寻点儿什么有趣的消遣吧?” “算了,算了。”顾千里说,“你们有说不尽的情话,我不在这里讨厌了。” “不!”龚定庵很坚决地说,“你吃了晚饭再走,最好三更天一起进城,送我上船。” “怎么?你天一亮就开船?” “是的。不然明天赶不到上海。” 顾千里想了一下说:“送你上船就不必了,我饭后就走。” 此时只是下午三点,开饭还早得很,燕红便即说道:“现成的诗牌,你们作诗吧?” “作诗不如填词。” “用诗牌填词,还是头一回。”顾千里接口说道,“不妨试一试。” “字不够,不能用长调。”龚定庵随手翻开一张牌,是个“百”字,不由得笑道,“没法子,还是要用长调。” “‘百字令’介乎中调、长调之间。不过,填词不比作诗,重复的字很多,怎么办?” 顾千里提出来的,确是一大疑问,龚定庵无以为答,于是燕红开口了。“多加几张白牌,随意听用。”她说,“本来是乐事,等牌硬凑,就不好玩了。” “言之有理。”顾千里说,“加八张白牌听用。” 诗牌不够多,只好龚定庵与顾千里两个打。燕红招呼茶水之余,便坐在龚定庵身旁,指点商量,有时抢着为龚定庵摸牌,有说有笑,时而还起争执,她说应该打掉的牌,他偏要留着。当然,最后是龚定庵做主,因为哪张牌有用,哪张牌无用,只有他心里有数。 “摸一张好的!”燕红摸牌一看,是个“绛”字,看了看现有的牌说,“已经有了个‘红’字,这个字可以不要吧?” “哪里,哪里!这张牌好极了。我快要‘听’了。” 过不多久,龚定庵摸了一张白牌,将牌一合,燕红便即问说:“听了?” “不错。” “听什么?” “我有三张白牌,就是听三张,不过实际上只听两张,因为其中有一个字,是牌中所没有的。” 正在谈着,顾千里打出一个“定”字,龚定庵将牌摊开,拿“定”字嵌在“山”字之上,一面将牌分开,一面念道: “龙华劫换,问何人料理,断金零粉?五万春花如梦过,难遣些些春恨。帐亸春宵,枕欹红玉,中有沧桑影。定山堂畔,白头可照明镜?” “这是上半阕。原来是咏君家横波夫人。”顾千里说,“我这个‘定’字原可不打。” “君家之‘君’,应该改一个字。”燕红笑道,“改个‘我’字。” “啊,啊!”顾千里惊喜地说,“真是巧了!” 原来“定山堂”是“江左三大家”之一龚芝麓的别署,所以顾千里道是“君家”;但“横波夫人”却姓顾——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因而燕红说要改为“我家”。 “我也没有想到横波夫人出于君家。”龚定庵笑道,“真是巧不可言。” “还是没有想到的好。”顾千里也很豁达,“想到了有忌讳,就没有这样的好词了。请往下念!” 于是龚定庵念下半阕: “记得肠断江南,花飞两岸,老去才还尽。何不绛云楼下去,同礼空王钟磬。青史闲看,红妆浅拜,回护吾宗肯。漳江一传,心头蓦地来省。” “结句好!真正是史笔。”顾千里说,“这首词,如果没有白牌,就不能这么好。” “是啊!‘漳’字在牌中就没有。” “‘漳江’指谁?” “指黄石斋。”龚定庵说,“这个典故,出在余淡心的《板桥杂记》上。” 《板桥杂记》专记明末清初的秦淮风月,燕红料想这个典故与秦淮“旧院”有关,便不再问,要问的是另外几个不明白的典故。 “‘五万春花’指什么?” “京师广和楼戏园,有一副长联,叫作:‘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五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睡昆仑。’相传是龚芝麓所作。” “‘绛云楼’是钱牧斋的藏书楼,我知道。”燕红又问,“‘同礼空王钟磬’作何解?” “那是指柳如是。” “这首词当中,有好几个故事在内。”顾千里为燕红解释,“龚芝麓进京,钱牧斋特为到江宁去送行,龚芝麓在秦淮河房张宴,名士美人,一时俱集,是有名的盛会。龚芝麓赋诗,‘杨柳花飞两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传诵遐迩。下半阕,‘记得肠断江南,花飞两岸’就是指这个故事。” “龚芝麓的诗,确是好!‘行人愁似送行人’,是说送行的人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离开送行的人。”说着,燕红别有意味,看了龚定庵一眼。 “也不光是如此。龚芝麓别有寄托,他是明朝的官,入仕清朝做了‘贰臣’,是迫不得已。这愁不尽是离愁,送行的人为他失节而愁,他自己为一世清名付之流水而愁。” “不是说他的失节,是因为顾眉生的缘故?” “他说:‘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那是托词。‘老去才还尽,何不绛云楼下,同礼空王钟磬?’就是说这件事。钱牧斋跟柳如是在绛云楼下,设佛堂同礼空王;龚芝麓与顾眉生,亦可如此。‘老去才还尽’是不忍说他失节,只说才气已尽,就做官亦不能起什么作用,这是定庵的恕词。” “那么‘青史闲看,红妆浅拜’,就是指顾眉生了?” “是的。” “‘回护吾宗肯’呢?这个‘肯’字怎么解?” “肯就是‘惠然肯来’的肯,作‘可’字解。不过句法是个问句,就变成‘我岂肯回护我的同宗龚芝麓?’”顾千里转眼问道,“定庵,我没有曲解吧?” “是的。不过要跟下两句合看。” “不错。”顾千里说,“下两句是说明不肯回护龚芝麓的原因。‘漳江一传’指《明史·黄道周传》,他就是黄石斋,福建漳浦人。为人刚方严冷,不畏权幸。相传他路过秦淮,有人要试试他是否真道学,把他灌醉了送上床,一觉醒来,‘软玉温香抱满怀’,黄石斋居然就是柳下惠。所谓‘心头蓦地来省’,意思是忽然想到黄石斋,拿他跟龚芝麓来比较,即令真的是‘我原要死,小妾不肯’,亦总由龚芝麓为美色所惑,如果是黄石斋就绝不至此。”顾千里再一次征询:“定庵,是这样吗?” “多谢,多谢!”龚定庵笑道,“我这首词并不好,经你一解,倒仿佛很像个样子了。” “好的是词旨温柔敦厚,言讽而婉,婉而能深。”顾千里说,“江左三大家,论学是钱牧斋,论才是吴梅村,论情深不能不推龚芝麓,他虽事新朝,但照应了许多朋友、后辈,光一个陈其年就累得他半死,陈其年没有龚芝麓,他的《湖海词》哪里会有几千首之多。” 这一谈到顺康年间的文坛,可谈之事就多了,诗牌亦就没有再打下去,一直到开饭,方始打断了这个话题。 饭后顾千里告辞,龚定庵想到苏州还有几个好朋友未能晤面,特为挑灯写信致意,写到一半,忽然一阵似兰似麝的香味飘到鼻端,抬眼看时,是燕红站在他身边。 她已经卸了妆,松松梳一条辫子,身上穿一件宝蓝湖绉的小棉袄,下面是散脚的玄色软缎夹裤;尽洗铅华,肤白如雪,一双丹凤眼,两弯入鬓的长眉,神闲气静地在看他写的信,不由得让龚定庵想到“秋水为神玉为骨”那句诗。 “你还要写多少时候?”她问。 “快了。” “此刻二更还不到,你四更天才走,不如睡一会儿。”燕红又说,“我已经交代过了,到时候会来敲门,你睡着了也不要紧。” “咱们一起躺着说说话。” 燕红点点头,先去铺床。龚定庵很快地将信写完,由燕红服侍着卸去外衣,并头睡下,同盖一床棉被,在枕上细语。 这时候她说的都是苏州话——苏州话有特殊的语气、语汇和语助词,腔调软中带脆,抑扬徐疾之间,有如莺啭,最难得的是,苏州话永远“年轻”,五六十岁的老妪闲聊家常,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每每错当作十七八的女郎在说话。 因此,太湖周遭各地的人,到苏州光裕社去学说书,先要学苏州话,像一匹生绢,千锤百炼,炼得其熟如绵,方算合格。生硬的苏州话,听了能令人毛骨悚然。北里中扬帮冒充苏帮,一开口便露马脚,“清倌人”黄熟梅子卖青,道是:“奴是的的刮刮的清水货噢!”这些话常为人当作开玩笑的材料。 燕红的苏州话,其实已经及格,但她总觉得不够地道,所以平时不肯说,如今罗帐昏灯,喁喁低诉时,苏州话不妨出口,当然龚定庵亦用苏州话交谈。 谈的是杨二,既怕他仗势欺人,又怕他利用山塘的姑娘说媒,纠缠不休。又谈她以后的生涯,打算摒绝箫管,好好在诗词上下些功夫。 “这一点,我不是扫你的兴,作诗填词,在你不过怡情适性,要想作得好,就要下苦功夫。只字不妥,寝食难安,你就老得快了!再说诗人所写之情,是惘惘不甘之情,这也不是福相。”龚定庵又说,“最近看到一部《绣像红楼梦》,宝玉的题词是一首《西江月》,开头两句叫作‘无故寻仇觅恨,有时如醉如狂’,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秋怨、闺恨可写,而刻意要去找诗材,就会走火入魔,变成那种样子。” 燕红当然有些扫兴,但细想一想,却是好话,因而问说:“那总要有件事做,才能打发关起门来的日子。” “写字。”龚定庵脱口说道,“我家妇女,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会写字的,写得最好的是我meimei。” “听说吉云夫人也写得很好。” “她也不错。” 这一下,燕红生了好胜之心:“好,我也要把字练好了它,你到上海替我找些好帖寄来,别忘记。” “不会。” 这自然是极难为怀的一刻,因此对薛太太所预备的丰盛的早饭,龚定庵颇有食不下咽之势,但禁不住她母女殷勤相劝,勉强吃了一碗鸭粥、半块油酥饼。其时阿兴与顾家派来的四名轿班,早已饱餐,点起明晃晃的灯笼,等他上轿,已有好一会儿,不能再留恋了。 等他站起身来,薛太太识趣,知道他们临分手时,或许还有些体己话要说,便先避了出去,顺手将门带上。果然,燕红执着龚定庵的手说:“如果有好消息——啊,”燕红有些不安,“我不该说‘如果’,一定有好消息来,那是什么时候?” “会试放榜,在四月十一,不过前一天就可以知道了。报子抢‘头报’,日夜赶路,大概半个月的工夫,报到江南。在四月底你一定有消息。” “当然是好消息。不过——”燕红踌躇着。 “怎么,你有话说啊!” “你放心去吧!”燕红忽然又变得放得开了,“一路上自己保重,只当游山玩水,潇潇洒洒,不必过于赶路。” “我知道。”定庵说,“你也保重。”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轿,轿帘一放,门外即是天涯,龚定庵回忆着这宵的光景,不知不觉地作了一首《洞仙歌》,回到船上,剔亮了灯,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取出词谱,改正了几个不谐声律的字,命阿兴誊清了。写的是: 高楼灯火,已四更天气,吴语喁喁也嫌碎。喜新居静好,旧恨堪消,壶漏尽,侬待整帆行矣。 从今梳洗罢,收拾筝箫,匀出工夫学书字。鸩鸟倘欺鸾,第一难防,须嘱咐、莺媒回避。只此际萧郎放心行,向水驿寻灯,山程倚辔。 “大少爷,”阿兴问道,“这里头的话,到底是燕红姑娘说的呢,还是大少爷你说的?” “问得好,你倒有长进了。”龚定庵先嘉奖了一番,然后说道,“里头的话,也有我说的,也有燕红说的。” “怪不得看起来不大清楚。”阿兴建议,“最好在题目上说明白。” “言之有理。”龚定庵略想一想说,“题目就叫《云缬鸾巢录别》。” 正在灯下为顾千里写信时,龚太太来了,月华捧着她的水烟袋跟在后面。 “娘还没有睡?”龚定庵急忙站起身来,扶着母亲在红丝绒的“安乐椅”上坐下。 龚太太叹口气。“为你的事,”她说,“哪里睡得着?” 龚定庵大为惶恐。“不晓得娘为什么事生我的气?”他急急问说。 龚太太向月华做了个手势,她便取根纸媒,在美孚油的洋灯上点燃了,连水烟袋一起交到龚太太手里,接着转身出“大少爷”的书房,临走时向龚定庵使个眼色,却又一扬眉,暗示他的秘密发作了。 “呼噜噜、呼噜噜”地,龚太太吸了两袋水烟,方始开口:“听说你结识了一个勾栏女子?” “是的。”龚定庵坦然承认,“姓薛,名叫燕红,山西蒲州人,是薛稷之后。” 龚定庵第一次听说薛稷其人,还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唐朝人,曾封晋国公,书画皆有名于天下,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薛稷的书法化出来的。龚定庵为了装点燕红,故意把薛稷抬了出来。 “倒不是薛涛的本家?” 龚太太原是句讽刺的话,龚定庵却正好做文章。“她虽不是薛涛一家,不过也有相近的地方,好人家出身,有诗才。不过,”他加重语气说,“人品比薛涛来得高。” “从何见得?” “‘五侯门第非侬宅,剩可五湖同去’,她一心只想从良,不像薛涛那样历事西川。” “她从良,是要跟你?” “是。” “她怎么说?” “便千万商量、千万依分付。” “你在念的什么?”龚太太微有愠色。 “噢,”龚定庵赔笑说道,“是燕红的一首《摸鱼儿》。娘,要不要看看她写的字?” “我不要看。”龚太太凛然拒绝,“这种人最会浑水摸鱼,你小心上钩。” 一语刚终,窗外“扑哧”一声在笑,当然是月华,这一下,龚太太的脸就板不起来了。 “是啊,”龚定庵也有些好笑,“我也不懂,她什么调不好选,独独填一首《摸鱼儿》。” “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娘不是答应过我的?” “不错,”龚太太说,“我答应过你,不过要身家清白。” “她只是沦落风尘,情有可原。”龚定庵说,“就算这是白璧之瑕,可也是瑕不掩瑜。” “好一个瑕不掩瑜!”龚太太冷笑着说,“看样子你非要她不可了。” “娘!” 龚定庵只叫得这一声,但尾音与平时称呼不同,带着点乞饶、委屈与迫切期待的意味,他儿时做错了事受责备,或者所求不遂时,每每喊这么一声——此时将龚太太对爱子的记忆,带回到二十多年前,那颗心顿时软了。 “好吧!”她说,“只要你自己争气。” 意思是只要春闱报捷,好事便成,如果父亲反对,有母亲担待,龚定庵高高兴兴地答一声:“是。”接下来又问:“娘,万一我运气不好,怎么办?” “这话该我问你。万一你运气不好,你拿那个什么燕红如何处置?” “娘,”龚定庵跪了下来,“儿子已经先作处置了。” “什么!”龚太太大吃一惊,“你,你已经——” “娘,不是我不禀命而行,只以非当机立断不可!‘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儿子只好假王命以行,权宜处置了。” “假王命以行?”龚太太说道,“你好大胆,我告诉你老子,问问他,什么时候许了你擅自纳妾的?” “娘别生气,我不敢说是爸爸许了我的。我只说:‘我回去请娘做主,娘一定会喜欢你。’”龚定庵接着又说,“顾家老太太下个月六十岁生日,千里说要请娘去吃寿酒。娘亲自去看看燕红,如果觉得她性情不好,或者有风尘中的习气,娘不许她进门,儿子也没有话说。” 龚太太沉吟了一会儿说:“这倒可以。这样子,我对你老子也有个交代。”她接着又说话:“我记得顾老太太生日是六月初九?” “我不知道哪一天。”龚定庵说,“娘答应去了,我写信叫顾千里安排。” “这倒不用。”龚太太答说,“顾家请我吃寿酒,自然会有帖子来。到了苏州,我先打听打听,去不去看她,还在两可之间。” “是,好。” 口中这样答应着,私下还是写了信给顾千里,同时也写信告诉了燕红。安排妥当了,方始动身进京。 龚定庵预定的行程,是由长江水路到镇江,换船经扬州到清江浦起旱。一路上连扬州都没有停留,但在高邮却住了一天,为的是要一游露筋祠。 露筋祠恭奉的是女像,却不知其名。只记得前几年湖南安化的陶澍,以御史巡漕,时已逢春,而严寒如隆冬,运河冰冻不解,封住了漕船。漕米已经开征,无船兑运,是件非常危急之事,因此陶澍在高邮以南三十里的露筋祠“祷冰”。不道其应如响,第二天便即解冻,而且北风大作,运河中的空漕船全数出江。陶澍奏闻其事,代为乞封,赐名“贞应”——贞字是由米元章的一篇露筋祠碑文而来的。据说唐宋间有一女郎,冰清玉洁,坚贞自守,夏夜经过此间,露宿僻处,不肯向不相识的人家借宿,以致为蚊所啮,露筋而死——这也就是露筋祠的出典。 其事荒诞不经,龚定庵不甚相信,疑心是别有一古人,误男为女,以致真名不彰。这份疑心,亦不是无因而生,他看过一部书叫《琅琊代醉编》,说明朝在杭州有一座“杜拾遗庙”,有一年修庙,当地的村学究,不知唐朝有左右拾遗的官职,亦不知杜甫曾官左拾遗,所以称之为“杜拾遗”,误拾遗为“十姨”,杜甫成了女身,所塑金身,自然就变成了女像。 露筋祠下,便可泊船,龚定庵特为停留一日,细寻古迹,庙中有一方康熙御题的匾额,“节媛芳躅”四大字。朱元璋的碑文也看到了。 祠中的匾额对联极多,龚定庵细细看去,所欣赏的只有一副集王渔洋诗句的对联:“湖边孤寺半烟筏,门外野风开白莲。”但只是写出景致的神韵,那孤寂的贞魂到底是什么人,仍旧没有交代。 正在徘徊瞻顾时,只见阿兴领进来一个人,身穿行装,背上斜系一个黄布包袱,龚定庵觉得他有些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来曾在哪里见过此人。 “他是折差老何。” “大少爷,”老何屈一膝请了安,“老爷有封信,关照我遇见大少爷,当面交。” “嗯,辛苦你。”龚定庵先问一问家中的情形,然后拆信来看。信是他父亲的亲笔,告诫他尽快进京,试前还有定下心来,从容温书的余暇,切勿沿途流连,更不可有放荡的行径,须知敦品为立身之本,龚氏的诗礼家风,更不可败坏。 看完这封信,龚定庵心头疑云大起,父亲明明是有感而发,莫非燕红的事,他已经知道了?果真如此,他觉得自己受责备是小事,只怕母亲为他受父亲的埋怨。 转念到此,内心非常不安,同时觉得唯有照父亲的叮嘱行事,尽快赶进京去,才能略减对母亲的咎歉。 各省举子到京会试,大部分下榻于会馆,会馆之会,即指会试。十八行省加上八旗,都有会馆,文风盛的省份,会馆不止一处,像浙江就有“全浙会馆”与“全浙新馆”。各府各县亦往往有自己的会馆,杭州就有三处,前门外头条胡同的“杭州会馆”,西珠市口的“仁钱会馆”,崇文门内西城根的“仁钱试馆”。 会馆绝大部分在城南。龚定庵为了会客方便,有家不住住仁钱会馆。珠市口虽有东西之分,但总称为“南大街”,这条街上的会馆极多,所以爱交朋友的龚定庵,交了好些新知,其中有一个叫冯晋渔,他是广东琼州——海南岛人,志趣与龚定庵相同,希望移家太湖之滨,门外无车马之喧,门内有琴书之乐。他说他曾两度梦至弇山,前后所见,毫发不异,特地请人画了一幅《梦游弇山图》,这时当然要请龚定庵题一题。 弇山在江苏太仓县西,风景虽然秀丽,但江南好山好水多得很,无足为奇。弇山之得名,是由于明朝中叶的大名士王世贞定居于此之故,所以弇山俗称王家山。他的别署叫“弇州山人”,文集名为《弇州山人四部稿》,正续编共三百八十四卷之多,是明朝文集中有名的大著作。 龚定庵从小就相信“转轮”之说,冯晋渔既然曾两度神游弇山,可知必是王世贞的后身,因而题了一首《齐天乐》: 东涂西抹寻常有,精灵可怜如许!兜率天中,修罗海上,各是才人无数。魂兮记取,那半壁青山,我佣曾住。花月濛濛,魂来魂往定相遇。 多君今世相仿,东南三百载,屈指吟侣。花叶书成,云萍影合,沟水无情流去。宾朋词赋,好换了青灯,戒钟悲鼓。翻遍《华严》,忏卿文字苦。 这首词是用了王世贞的语气,却又用了好些佛家的典故,忏悔文字宿业。冯晋渔不以为然,因为他是不相信佛经的。 有一天两人同游琉璃厂,冯晋渔买了一幅画,名为《莫釐石公图》,莫釐即是太湖中的洞庭东山;石公是明末袁宏道的别号,他曾做过苏州的县官,莫釐是他常游之地。这一来又勾起龚定庵的许多感触,填了两首《长相思》,题下有序: 同年生冯晋渔,少具慧根,而不信经典,与予异也。尝有买宅洞庭、携鬟吹笛终焉之志,与予同也。软红十丈中,尘福不易,恐践此约大难。两人者,互相揶揄。一日同过画肆,见旧册山水绝妙,晋渔购之归,乃《莫釐石公图》也,相对欷歔!予作此二词,附册尾,既为祷祝之词,又以见山川清福,亦须从修习而来,殆不可妄得也。借以勖之。 那两首词是: 山溶溶,水溶溶,如梦如烟一万重,谁期觉后逢? 恨应同,誓应同,同礼心经同听钟,忏愁休更慵。 画楼高,画船摇,君领琵琶侬领箫,双鬟互见招。 茗能浇,药能烧,别有今生清课饶,他生要福销。 这种新知旧雨、诗酒流连的日子,很容易打发,试期日益迫近,龚定庵自己毫不在乎,阿兴看到会馆中大部分的举子,关起门来温书的温书、练字的练字,不由得替他着急,到了三月初一,他终于忍不住要规劝了。 “大少爷,今天交进三月了!初八就要进场,大少爷你也要预备预备才好。” “考篮早就理好了,还要预备什么?” “肚皮里啊!”阿兴答说,“肚皮里的货色要预备。” “你说我肚皮里的货色不够?”龚定庵将自己的腹部,拍得“嘭、嘭”地响。 “大少爷把话说反了,不是不够,是太多。”阿兴作了个譬喻,“好比一爿洋广杂货店,东西太多,不理理好,等顾客上门,杂乱无章,一时找不到,顾客是不耐烦等的。” “这话倒也不无道理。”龚定庵沉吟了一下说,“不过朋友来惯了,要想看书也没有工夫,只有到庙里去住几天。” 原来京中有许多寺庙庵观,可以租住,称为“庙寓”。龚定庵略略收拾行李,借了宣武门外达子营关帝庙的一间空房暂住,但静下心来却不是温书,理一理北上途中所作的诗文,直到三月初五那天,方始取出四书五经,大致温习了一遍。 “大少爷,”三月初六一早,阿兴问道,“要不要去打听主考?” “也好。” 清朝的考试,关防很严,会试及顺天乡试的考官,都是入闱之前,特旨简放。会试的考官,称为“总裁”,大抵以四人为准,凡是两榜出身的一二品大员,都有充任的资格;十八房官则以翰林院编修、检讨为主,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亦得派充。事先由礼部开列名单,奏请钦派,列入名单的,在三月初六一早,朝服至午门待命,称为“听宣”。 其时内阁首辅及京畿道监察御史早就到了,及至乾清门侍卫将密旨赍到,由首辅拆封,会同监察御史,宣旨听名,派到的不准再回私宅,派听差回去取来早就预备好的行李,即时入闱。因为举子要初八方始进场。这两天之中,可能会发生出卖“关节”的弊端,所以不能不做出严格的规定。 这一科——道光二年壬午恩科,所派的四总裁是:户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汪廷珍,吏部侍郎汤金钊,礼部侍郎李宗昉。龚定庵看了阿兴抄回来的名单,心里很高兴,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品格端方、学问优长、不会埋没人才的君子,他真希望这一科榜上有名,能成为英和的门生,因为英和是他最佩服的大臣之一。 英和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索绰络氏,他的父亲叫德保,久任礼部尚书。乾隆五十年以后,和珅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看中了英和少年英俊、才气发皇,很想要他做女婿,几次暗示德保,但德保很看不起和珅,始终装聋作哑,没有表示。 但和珅却蓄意要将爱女嫁给英和,看德保不作理会,便想了很高的一着,面奏高宗,请皇帝出来做媒。哪知德保亦有很绝的一着,得到消息以后,与英和换了公服,去看他的一个同年,此人也是八旗世家,掌上明珠是旗人中有名的闺秀,德保几次为子求婚不得要领,这天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父子二人,长跪不起,他那老同年感于诚意,终于点头允许,德保即时下了聘礼,定期迎娶。 第二天进宫,高宗在养心殿召见德保,问起他家里的情形,闲闲提起:“听说你的儿子英和,年少多才,中了举人,何以不会试?” “奴才备位春官,会试照例‘知贡举’,奴才之子会试,恐滋误议,所以叫他回避。” “‘知贡举’并无子弟回避之例,本科可以叫他去考。” “皇上天恩,感激之忱,何可言宣?不过,奴才之子已有聘妻,婚期正在会试期间。奴才遵旨,命奴才之子下科入闱。” 听说英和已有了聘妻,并且已定下吉期,等于生米已成熟饭,高宗总不能命德保退聘,改与和珅联姻,便只好默然了。 这一来自然是将和珅得罪了,须防他报复。和珅亦曾经向他的门客表示过,除非英和绝意仕进,否则总有办法治他。 所谓“总有办法治他”,在英和来说,便是在会试时阻挠他上进之路。那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恩科,由于德保去世,英和丁忧,不能入闱。乾隆五十八年正科,所派三总裁中,有个工部侍郎吴省钦,是和珅门下第一号走狗,因此英和赴试时,不免惴惴然。幸而会试卷子,主考所看到的是经过誊录的朱卷,原来的墨卷是看不到的,因而逃过一劫。殿试糊名不易书,“读卷大臣”可以从笔迹中看出是谁的卷子,但和珅托人情跟他为难,至多不让他列入“前十本”,无法获得中状元或者榜眼、探花的机会,却不能阻止他入翰林,因为殿试后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是凭新进士复试、殿试、朝考这三次考试的等第,平均计算,和珅无能为力。 但到庶吉士教习期满“散馆”时那一次考试,关系极重,如果散馆不能“留馆”,用为编修或检讨,那就是白来一趟翰林院,倒不如殿试后,立即派为六部司员或外放为县官,至少在年资上不吃亏。如果和珅真的饶不过他,这是最后一个可以阻挠他上进的机会。不过英和不怕,因为和珅尽管官拜大学士,势焰熏天,但他的出身只是一个连秀才都不如的“官学生”,并无阅卷的资格。 没有想到,和珅向高宗要了个“巡察”的差使,得以进入“散馆试”的考场,走到英和案旁,拿起他的稿子看了一会儿,还很殷勤地慰勉了几句,方始离去。 英和一想坏了,和珅从来没有当过这个差使,这天显然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来的。散馆试卷,亦跟殿试卷子一样,可以凭卷子上的笔迹认人;而且和珅本人在场,能够直接看到他的卷子,要打击他很容易,只要拿毛笔随便在什么字上加上一笔,变成白字,那就文章再好,因为违犯“功令”,取任三等,从此就远隔了玉堂了。 这使他想起一个故事,乾隆十几年时军机章京赵翼殿试,蓄意想中鼎甲,那时的军机大臣都很胆小,而高宗对考试非常认真,军机大臣奉派“读卷”,对军机章京中了鼎甲,高宗或许会责备他们徇私。所以事先就有人告诉赵翼,军机大臣要避嫌疑,除非没有人当读卷官,否则即使你真正有状元的才情,也绝不会大魁天下。 但赵翼不肯死心,为了瞒人耳目,他改用另一体的书法写大卷子。果然,军机大臣中有两人被派为殿试读卷,其中还有一个跟赵翼不但是长官与部属,而且还是东主与西席,竟也没有能看出底蕴。 转念到此,英和决定照计而行,他也有欧苏两体书法,精劲丰腴,大异其趣,好在和珅所看到的,只是他的草稿,用另一体书法誊清,他一定看不出来。 果然,缴卷以后所发生的情形,一如他之预期,和珅既然奉旨特派监场,以他的身份,当然可以找个借口,干预试务。当时大索全卷,却茫然不辨,英和终于“散馆”而“留馆”,依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的例规,成了翰林院最年轻的编修。 这年是乾隆六十年乙卯。前几年高宗便已宣布,在位不敢超过他的祖父圣祖六十一年的年数,所以在位满六十年,便当“内禅”——让位叫作“禅位”,但那是被迫让异姓接位,而高宗是禅位于皇子,所以称为“内禅”。 “内禅”以后的皇帝,尊号名为“太上皇帝”,这是古今数千年最难得获致的一种身份,但从古以来,凡是内禅的太上皇帝,大致都有一段凄凉的晚境,因为尊号之尊,远不如实权之实,弃实权而就虚尊,可想而知必是迫不得已,如唐玄宗、宋高宗皆是为太子所迫,甚至生米煮成熟饭,如唐肃宗之于玄宗入蜀以后,诏告天下在灵武即位便是。 因此,高宗之在权力绝对掌握的情形之下,宣布内禅,便成为旷古盛举。礼部为此特为广征博讨,拟定一套内禅大典的礼仪。日期是在丙辰的元旦——六十年前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天。同样地,嗣君皇十六子的年号嘉庆,亦在这一天开始见于官文书,但宫中仍称为“乾隆六十一年”,同时亦仍是“太上皇帝”亲裁大政,不过用嘉庆的年号颁发诏书而已,这有个特定的名目,叫作“训政”。 训政训了三年有余,高宗大限已到,“无疾而终”。嘉庆皇帝——尊谥仁宗才成为真正的皇帝。实权在手,畅行其志,第一件事便是杀和珅。 当高宗内禅未几,便有川楚教匪之乱如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政治欠清明所致,而罪魁祸首无疑是和珅。仁宗本就有决心要杀和珅,至此越发坚定,只待太上皇帝宾天,立刻动手。 嘉庆四年正月初九,太上皇帝崩,仁宗亲政。人生快意,莫过于恩怨分明,如得其报,贵为天子,亦复如此,仁宗一朝在手,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等亲视含殓了大行太上皇帝,和珅被捕下狱,以大罪二十款传示中外,而第一款之罪,出人意料,说是:“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真如俗语所说的“马屁拍到马脚上”,拥戴竟亦成为罪名,仿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将和珅真正的贪黩误国的种种大罪遮掩住了。 不过仁宗比起他的父亲高宗、祖父世宗来,确是仁慈得多了,和珅只是“恩赐自尽”,三尺白绫在狱中上吊后,从他的衣带中发现写有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原来他在睢口整治过水灾,以此为功,妄冀成神。刑部将这首诗奏上,仁宗批道:“少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亦有些文不对题。这是龚定庵口没遮拦,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仁宗、和珅都不通。 但对英和,他是深为佩服的。原来仁宗有恩报恩,与有怨报怨有连带关系,他心目中以和珅为唯一怨家,所以凡与和珅不和的人,他都视为仁人君子,至于为了保护他而与和珅反对的人,更以恩人看待,像董诰就是。 原来一做了皇帝,父子之间亦会猜忌。清朝的家法,更有“大义灭亲”的传统,太祖杀长子褚英,太宗杀过胞兄,圣祖幽废太子,世宗杀皇三子弘时,因此以高宗的英骛,加以和珅在一旁cao纵,仁宗受禅后,亦仍惴惴不安,一步不敢乱走。 嘉庆二年,仁宗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两广总督朱珪内召为尚书。总督起居入座,权威赫赫,但在京的地位不及尚书,所以内召常被视作升迁。仁宗获知这个消息后,想写一首诗贺他的老师,诗还没有作好,和珅已经暗中抄录了他的稿子,送给太上皇帝去看了。 和珅不但如此,而且当面中伤仁宗,他说:“嗣皇帝莫非要施恩于师傅?” 太上皇帝动容了,其时正当召见军机大臣时,便向东阁大学士董诰说道:“你在军机的日子不少,又久任刑部尚书,你看这件事照大清律看,应该怎么办?” 太上皇帝左右听得这话,无不震栗失色,太上皇竟要“法办”嗣皇帝,这件事会搞得无法收场。哪知董诰神色自若地磕一个头,平静地答说:“圣主勿过言。” 听得董诰公然指太上皇帝失言,大家可为他捏一把汗,可是高宗毕竟是英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是大臣!为我以礼辅导嗣皇帝。” 当时如果不是董诰犯颜直谏,嗣皇帝可能会被废掉,所以仁宗亲政后,有恩报恩,将丧母回籍守制的董诰起复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外许多与和珅不和的人,亦都被恩遇。英和有当初拒婚这件事,亦由编修超擢为侍读学士,从此扶摇直上,早在嘉庆十九年便当到吏部尚书,久在军机,历任要差,在位时拔擢贤能,不遗余力。这才是龚定庵真正佩服他的原因。 不过龚定庵对主考官虽有信心,却担心遇见不通的房考官——应考好比生子,房考官看中了,只是“有喜”;将考卷荐到主司那里,取中了才算诞生;荐而不取是“小产”;亦有取中以后,填榜时发觉出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譬如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名,应该避讳,文章中不慎误书,便应撤卷,这等于婴儿的“夭折”。倘或房考官看不中而摈斥了,那根本就是“不孕”,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大少爷,”对会试的种种规制已很熟悉的阿兴说,“头一场、第二场,出场以后回会馆睡觉,来去太费工夫。我看这一回,临时借一间房,情愿多花几两银子,大少爷一出场就好蒙头大睡,这样养精蓄锐,文章一定作得好。” “文章作得好也没用,要看运气。”龚定庵说,“不过到贡院附近去借间房子住,我也赞成。房钱贵一点不要紧,总要舒服。” “我知道。” 于是阿兴要了二十两银子到贡院附近去物色。贡院在崇文门内东边,南临泡子河,红荷绿柳,颇饶野趣,是消夏胜地,西北东三面的胡同,每到乡会试的年份,家家出赁考寓,称为“状元吉寓”,有的人家甚至将妻子儿女送回岳家,腾出屋子来出租。如今试期在即,要找考寓,已很困难,不道机缘凑巧,居然在贡院北面的总布胡同,发现一张刚贴上去的梅红笺,大书“状元吉寓出赁”。 阿兴大喜,先将梅红笺揭了下来,进门大声说道:“状元来了!” 四合院的东厢出来一个清癯的老者,身穿短衣,手持旱烟筒,出来打量着阿兴问道:“你是今科的状元?看你的眼色,不像嘛!” 阿兴的眼色不像举子,他笑笑说道:“我是状元的跟班。请问老太爷,好不好先看看房子?” “喏,西屋。你来得很巧,原来住的一位江苏的举人,因为他家长辈放了总裁,应该回避,把房子退了。”那老者问道,“你家主人尊姓?” “姓龚。” “听你口音是杭州人,你家主人当然也是。”那老者又问,“内阁中书有位姓龚的,大家说他是杭州的大名士,莫非就是你家主人?” “一点不错。”阿兴一面回答,一面从窗外打量西厢,轩敞洁净,不必细看便中意了,“问老太爷,你贵姓?这间房租价多少?” “我姓达。既然是龚中书要住,租价就不必谈了。” 考寓的行情,阿兴也知道,每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