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十章

    张勋回到南河沿住宅，已近黄昏，但贺客盈门，一直在等他。门上却照旧传呼：“大帅回府。”这个称呼也不错，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大帅”。

    撇却那一班贺客不顾，张勋直奔上房，还来不及坐下，便喊：“找李统领、刘秘书、许秘书！”

    李庆璋、刘文揆、许造时三人，不但早已松绑，事实上且已各归私室。不过不便离开张家，免得要“应卯”时，找不到人，连累卫士。此时一呼皆至，静候发落。

    “你们自己说，要做什么官？”张勋两手叉腰，虽然穿了袍褂，依旧是穿军服的姿态。

    三个人面面相觑，颇有受宠若惊之色。李庆璋比较机警，当即答说：“大帅栽培！派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好了。”

    张勋想了一下说：“现在巡抚都派了，藩司还没有派，你给曹仲珊去帮忙好了。”

    曹仲珊就是曹锟，以直隶督军改为“直隶巡抚”，说“给曹仲珊去帮忙”，就上文合着，是派为直隶藩司。李庆璋也不知道能不能到任，姑且先谢了委再说，当下屈膝打个千说：“多谢大帅！”

    对于刘文揆，有警告勿割电线那一段“忠爱”的表现，张勋已胸有成竹。倪嗣冲是最初共事之人，理当大用，预备内召他来当“议政大臣”，所空出来的缺，不妨就由刘文揆去补。

    “就在这两天，我要调倪丹忱进京，你去接他的巡抚。”

    刘文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居然会成为“封疆大吏”。不过，他倒真的是爱护张勋，心想，连报贩都知道这个局面不过维持几天，打此刻起，就要替张勋筹划退步。现在多一样更张，将来就多一样麻烦。安徽是倪嗣冲的基本地盘，内召的命令一下，再由他去接“安徽巡抚”，极可能引起倪嗣冲的误会，以为在夺他的地盘。而况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容他走马上任的，这种无益有害的“空头人情”，他不宜领，张勋亦不宜送。

    于是他慢吞吞地答说：“自顾才短，当巡抚还不够资格。听说两淮盐运使，一年可以进账十万，大帅要提拔我，不如给我这个名义。”

    “好！”张勋一口应承，“等倪丹忱进了京，我来跟他商量。两淮如果不行，到长芦也是一样。”

    “长芦盐运使要跟北方有渊源的，才干得下来。”刘文揆又说，“反正大帅这一阵子也不能少人，我的事慢慢再说好了。”

    正谈到这里，门上递进来一个名帖说道：“李总理带着大少爷来了。”

    “现在哪里还有总理？”说着看那名帖上写的是“世愚弟李经羲率子国钧拜”，便又问道：“李九大人有没有说为什么来看我？”

    “说是来请求大帅保护。”

    “我怎么能保护他！”张勋挥挥手说，“挡驾。”

    李经羲碰了钉子，还想看看风色，倒是他的长子李国钧，比较有识见，说张勋绝不能成大事，而且很可能会引起战祸。危邦不居，速走为妙。

    于是第二天一早，李经羲父子仓皇出京。其时正是“新贵”趋宫门谢恩之时，最早的是张镇芳，递了“恭谢天恩”的折子，随即到财政部去上任。

    李经羲逃走了，张镇芳的“十天之内一定要抓财政的印把子”这句豪语提前兑了现，自然得意非凡。到得财政部大门，首先是将随车带来的一方新招牌——“度支部”，挂了起来。总务司长在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照红单子所开列的条款办事，在交叉的黄龙旗下，悬起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当挂招牌时，开始燃点，一时“噼噼啪啪”，硝烟弥漫，过往行人车辆，尽皆停住，先看一看热闹。张镇芳扬着脸站在那里，手拈一挂三千元新买的奇南香朝珠，自觉有南面王不易之乐。

    鞭炮放毕，僚属“做此官、行此礼”，从大门口站班站到大堂上，但服饰各异：总务司长照前清各部郎中的品级，着的是五品服色的公服；此外，有人戴一顶纬帽，有人长袍马褂，有人西装革履，形形色色，不成体统。张镇芳心想，第一张条子应该先来“正其衣冠”。

    这样想着，人已到了大堂。照规矩“拜印”，但度支部的新印尚未颁发，只好拜“中华民国财政总长”的印。在香案前面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到“部长室”改成的“签押房”落座。

    于是，总务司长兼代秘书主任，拿了四件公事来请画稿。一道上行，是“奏报到任”的折子；一件平行，分咨各部院衙门，业已接印视事；一件下行，“札”饬所属各机关照常安心供职；再有一件是布告。张镇芳一一判了行，等总务司长要退出去时，将他留了下来。

    “本部同人，服装不一，实在难看得很，先给大家一笔治装费。”

    说完，便下条子：“本部司官着各发银一百两，司官以下着各发银八十两，克日治装，以肃官仪。右仰总务司照办。”下面是龙飞凤舞的一个花押，可以猜得出，署的是“镇芳”二字。

    “请示、请示——”总务司长不知道怎么称呼，想叫“大人”，又怕他误听作“大臣”，直呼官称，似乎不大礼貌，所以嗫嚅了一会儿，方始想到，“内阁议政大臣”至少等于“协办大学士”，不妨称之为“中堂”——“请示中堂，司官的上下，怎么分？”

    张镇芳想了一下答说：“帮办以上是司官以上，科长以下是司官以下。”

    “是！”总务司长回到办公室，先将“手谕”送交本部会计科；四道公文发交文书科缮写。

    “司长，”文书科长走来问道，“奏折照规矩不用印，没问题。咨跟札怎么办？尤其是布告，用旧印似乎不成话吧？”

    “这确是个问题。”总务司长反问，“你看呢？”

    “只好‘借印’。借旧印一用。”

    “不好！‘借印’不如‘制印’。”

    “可是怎么制呀？而且立等要用。”

    “你找吴录事去。”总务司长说，“他一定有办法。”

    吴录事落拓不羁，但多才多艺，只是脾气太坏，惹恼了他，连“堂官”都照骂不误。文书科长知道他吃软不吃硬，找到他办公桌前，先掏烟相敬，而且亲自替他点火。

    吴录事倒不好意思了，起身说道：“科长这么客气，一定有事要我办。请说吧！”

    “是司长指点的，说老兄一定有办法——”接着，道明了来意。

    “好办！找块没有用过的洋胰子给我。”

    等把肥皂找了来，吴录事将浮面刨去一层，切成正方，然后找把扦脚刀，不消半点钟，便刻成了一方“度支部印”。

    钤印出来一看，宛然如真，无论规制、篆法，找不出丝毫破绽。“妙极！”文书科长说，“可惜不耐磨，用不了几天就完了。”

    “你还打算用多少时候？”吴录事冷冷地答一句，“也就不过几天的工夫。”

    第二个到部视事的是雷震春。他倒没有拜印，不过传谕部员“堂参”。陆军部中军官居多，穿的还是军常服，与翎顶补褂的“堂官”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堂参”领头的，也是个司长，管“步兵cao典”的军学司长。他事先就提醒大家说：“军服在身，要照规定行事，三鞠躬再敬礼。不能打千，更不能磕头。”

    因此，“堂参”只是三鞠躬。雷震春有怏怏不足之意，欲待“纠正”，却以半夜起身，宫门“请安递折”，又去贺了张勋，这么来回一折腾，烟瘾大发。命听差在“签押房”间壁的小客厅中，摆开烟盘，躺下来先抽大烟要紧。

    正当瘾快过足时，有了个贺客，是陆军第三师师长范国璋，与雷震春是老朋友，但近年踪迹渐疏，这天是特意来“套近乎”的。

    领到小客厅中，雷震春只在靠枕上微微颔首为礼。向炕床前一张方凳指一指，示意请坐。

    范国璋看他衔着烟枪，就不作声，等他抽完这一筒再说话。哪知雷震春抽完了最后一口，将烟枪一扔，蹶然而起，大声说道：“你倒还认识我？”

    范国璋始而发愣，继而发火，霍地起立，掉头就走，走出小客厅，重重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冷笑着说了句：“小人得志！看有几天猖狂！”

    说完出门，坐上马车，关照到前门车站，决定到天津去看段祺瑞。

    到得前门车站，只见站前停着一辆挂着陆军部牌子的汽车——整个北京城的汽车，不到二百辆，半数属于东交民巷及王府井大街的使馆及外侨所有；其余半数中，十分之八，属于达官贵人，十分之二属于富商巨贾。当此“改朝换代”之际，实有兵荒马乱之感，所以相戒闭门观变，汽车都停在车房中。偌大前门车站前面的广场，只停了三辆汽车。陆军部的车子，悬了一面白底红字的牌子，格外醒目。

    “这是谁坐来的？干吗？”范国璋一面想一面踏进车站，先到餐厅休息，同时命随带的马弁去定“包房”。

    餐厅中的客人，跟站前的汽车一样，少得可怜，大概不上十个人。因为如此，穿军服的那位，亦就格外醒目。范国璋走过去一看，认得是陆军部办庶务的小周。

    小周当然也见到了范国璋，站起来行了礼，招呼着说：“范师长，请坐！”

    “你来干什么？”

    小周左右看了一下，低声说道：“陈师长派我来接天津来的一位客人。”

    “谁？”

    “现在还不知道。”

    “这可是新闻！”范国璋问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陈师长交代，天津来的电话，说只要等这班车到了，我在头等包房前面守着，自然就知道要接的是什么人了。”

    “噢，”范国璋大感兴趣，“那么，陈师长又接的是谁的电话呢？”

    “徐次长。”

    这是指徐树铮。不言可知这位天津来的客人，与段系有密切关系。而行踪如此诡秘，亦可想而知，这位客人之来，与复辟一事有关，而且必是反对复辟，否则不必连姓名都要保密。

    范国璋的原意就是要投奔段祺瑞，既然段祺瑞派了“特使”来京有所谋干，不妨看看，有什么可以协助之处，亦是一场功劳。

    这样想着，便变了主意，决定暂时不走。小周却已开口相问：“范师长是接人，还是动身到哪里？”

    “跟你一样，也是接一位天津来的客人。”说到这里，一眼瞥见去定包房的马弁走了进来，怕他一说经过，会拆穿西洋镜，所以急忙迎了上去，轻轻说道：“我不走了！你在外面等我。”

    刚刚交代完，天津打点，表示来自天津的车，已从上一站开出。小周亦已走了过来，穿军服不用买月台票，昂然直入。等到车进站停止，头等包房所附的餐车中，出来一个花白胡子、剃平头的中年人，长袍马褂的料子都极其讲究，手里拿一根“司的克”，一到月台上，站定了先前后张望，是在找人的样子。

    范国璋觉得此人好面熟，凝神想了一下，刚刚想起，只见小周已奔了上来，便知他所要接的正是此人。

    于是范国璋抢先喊一声：“曹总长！”接着行了个军礼。

    “不敢当，不敢当！”

    小周一看这情形，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范国璋却心里雪亮，转脸问道：“你大概也是来接曹总长的？认识吧，这位就是曹总长。”

    “噢，”曹总长问，“哪位姓周？”

    “我就是。”

    “这位呢？”曹总长又问。

    “是范师长。”

    范国璋赶紧报了自己的姓名，又说：“我本来要到天津去见段总理的。听周庶务说，段总理请一位重要人物到北京来办事，也许有我可以效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恭候大驾。”

    曹总长心想，要办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周庶务是徐树铮跟陈光远联络以后告诉他的，下车找此人就是，自然可靠。这范国璋毛遂自荐，不能不存戒心。

    他的机变很快，当即答说：“多谢，多谢。范师长既然要去见段总理，我请范师长带个口信，说我今天晚上见了‘王尚书’，马上就会给他电话。”

    “是！我一定把口信带到。”

    曹总长就是曹汝霖。他接受李盛铎的忠告，仓皇走避天津，一看大小衙门及督军公署都挂出黄龙旗，心里就想：说徐州会议中，督军团都赞成复辟，必是事实。否则，各衙门不会预先备好早成古董的黄龙旗。

    到得段祺瑞寄寓的盐商兼《大公报》老板王郅隆的住宅，发现段祺瑞屋子里，除了他的亲信曾云霈、徐树铮以外，还有个梁启超，因而踌躇，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这时段祺瑞已经发现，亲自到门口来招呼，“润田，你已来了！好极。”他说，“请进来一起谈。”

    进门招呼过后，徐树铮笑道：“你看这份‘宫门钞’，张绍轩要来领导北洋了。”接着，递给他一份电报，上面是“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上谕”。

    “我决定讨伐复辟。”段祺瑞问道，“润田，你赞成不赞成？”

    “自然赞成。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军队可用？”

    “近处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他也是我的学生，虽然平常不大接近，不过此人很忠厚，各方面都不甚往来，我已经派人去疏通，大概不成问题。”

    “一师人够吗？”

    “一师人自然不够。不过，廊坊有第十六混成旅，原是冯焕章带的，这一旅人很能打。冯焕章虽然不是师长，可是仍旧指挥得动。此人名利心很重，有法子可以疏通。问题是钱！润田，这方面，非仰仗大力不可了。”

    曹汝霖料到必有这句话，便先问道：“要多少呢？”

    段祺瑞吞吞吐吐地说：“督军团还没有离京，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如何，所以要宽筹一点，大概有一百五十万，足可应付。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曹汝霖深为诧异。他一向跟那班武夫少接近，竟不知道督军团尚未离京！但也可能是这两天悄悄进京，来作壁上观的。

    不论如何，照段祺瑞的话看来，督军团中很有人想俟机而动，支持复辟，所以先得发动“银弹”攻势，买得他们一个真正的“看客”的身份。如果做得到这一点，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便无后顾之忧。同时，在时间上也就不会拖长，对于百姓是有好处的。

    于是，曹汝霖说：“既然如此，这件事要越快越好。可惜督军衙门也挂龙旗了。不然先向省库暂时挪一挪，随时我来想办法归还——”

    “督署挂龙旗不要紧！”段祺瑞抢着说道，“曹仲珊已派人来过，表示他已经反正了。”

    听得这一说，曹汝霖大为兴奋，“那好极了！”他说，“先请汪厅长来谈一谈。”

    他指的是财政厅厅长汪士元。此人籍隶安徽盱眙，前清废科举以前最后一榜，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最初也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以后不知是由于恬退，还是知机，不大跟袁世凯接近。不过对北洋军人是很熟悉的，段祺瑞一个电话立刻就把他找了来。

    “向叔，”段祺瑞叫着他的别号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讨伐复辟，急于要一笔军费，请你在省库中暂挪一挪，润田负责归还。”

    “省库一贫如洗，哪里有钱可挪？不过，好得有开滦股票一百万，市价比票面来得高，可以抵借。”

    “那好极了！就请你先拿股票借来一用。”

    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大借款，是以盐税作担保，所以特设盐务稽核所，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入，以便按期偿还外债。多余的款子，名为“盐余”，照道理可由中国政府支配，但洋人亦把持不放。理由是万一盐税收入不足，便可由“盐余”抵充。因此，“盐余”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出，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核所审核用途，认为必不可少，方准动用。

    这时的盐务署长是张弧，籍隶浙江萧山，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都在钱塘江以南，勉强可算小同乡。李思浩是盐务署之下，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长。两人的公私交谊都很好，有事悉心筹划，终于让他们找出一条得以争回部分控制权的路子。

    原来从清末以来，各省应解盐税，例有拖欠。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新旧掺搭，即是大部分为新收，小部分为旧欠。他们找洋人交涉，说“盐税担保大借款，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不在其列。因此监务稽核所对于这部分税款，无权干涉”。

    这个理由洋人驳不倒，只好将附在新收中所补缴的旧欠，另外列账，名为“监务另款”，每月亦有数十万元之多，是监务署可以自由支配的。段祺瑞讨伐复辟，需要一百五十万元。整数已有着落，所缺的五十万，要求李思浩筹措。

    前一天晚上，彻夜用电话联络，李思浩不负所命，提出“另款”，另外又借了一笔钱，凑足五十万，及时送到。万事齐备，“东风”亦不缺，就只待跟冯玉祥去疏通了。

    冯玉祥其时由于徐树铮、傅良佐的排挤，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为了表示消极，在京西三家店附近，天台山上的一座庙中读兵法。得到“龙旗又挂了起来”的消息，他是不甘寂寞，唯恐天下无事的性情，所以立即动身下山，在三家店乘车到西直门，转道丰台。

    巧得很，一到丰台，便遇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法官薛笃弼，他是代表全旅官兵，来请冯玉祥回廊坊主持参加讨伐复辟，而实际上是段芝贵的委托。所以到了廊坊，冯玉祥先不下车，径去天津，却不是去会段芝贵，而是去看他的娘舅，做过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

    陆建章在袁世凯手下，另成一个系统，与“北洋三杰”的王龙、段虎、冯狗，格格不入。所以徐树铮及段祺瑞的其他亲信，都视陆为“危险分子”，打击冯玉祥亦就是为了裁抑陆建章。现在冯玉祥要跟段祺瑞一起，自然先要去问问“娘舅”的意思。

    “这次复辟是段芝泉一手搞出来的把戏。老段自动出京，没有法子再回去，拖出张绍轩这个傻瓜来撵走黎菩萨。他自己再来撵张绍轩。一面盗名、一面得实，算盘打得极精。这件事，你让他自己去搞，只好帮忙，不必认真。”

    这意思是暗示冯玉祥见机而作，如果张勋打不倒，亦不妨反过来打段祺瑞。听得“娘舅”如此指点，冯玉祥默喻于心，当即搭车仍回廊坊。

    哪知段芝贵连派两名使者，追到廊坊来请冯玉祥，无论如何非到天津去一趟不可。冯玉祥便跟着去了。

    到得王郅隆家，段芝贵出迎，“焕章兄”长，“焕章兄”短，非常客气。寒暄了一阵，说：“还有位朋友在这里，不妨见一见。”

    这个朋友，正就是擅发段祺瑞的命令，免除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的傅良佐。

    “焕章老弟，”傅良佐见面先道歉，“上次调差的事，我对不起你。”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段芝贵插嘴，“焕章兄气量宽宏，不会记在心上的。谈眼前的事吧！”

    于是谈到请十六混成旅参加军事行动的事，答应加委冯玉祥一个名义。当然，也谈到要补充给养、军费的事，冯玉祥当面不必讨价还价，不过参加虽参加，话却活动。

    “我回十六旅，是否还能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等我回去先和十六旅的弟兄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带多少人去干。加委的事不必了！空名义不管用，谢谢！谢谢！”

    “空名义不管用”，意指要实惠，人多人少，看所发的饷而定。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回到廊坊，十六旅的参谋长邱斌、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李鸣钟、骑兵营营长张之江、军械官鹿钟麟、军法官薛笃弼都到车站迎接。

    十六混成旅的编制很特殊，司令部的重要幕僚，除了参谋长以外，只有参谋一名刘郁芬；军械官、军法官各一名，就是鹿钟麟、薛笃弼。军械官兼办后勤业务，而后勤业务以武器为主，所以用军械官作为代表名词。事实上冯玉祥如有大宗收入，一定用来买军火充实战斗力。军火有各种来源，懂得路子，买的军火不但又便宜又好，而且还有削弱敌人或“友军”实力的作用，真是奥妙无穷，非能干人不能当此差使。

    鹿钟麟带兵打仗，不算冯部最好的将领，但办这类带政治性、“外交”性的事务，却很有办法。小段奉老段之命来活动十六旅，暗中“讲盘子”即以鹿钟麟为对手。当时将段祺瑞“补助军费”的数目告诉了冯玉祥，认为满意，决定全力从事。

    “李长泰的第八师在马厂，他的队伍比咱们差着一大截。咱们如果有把握，可以不理他，管自己进攻，先进京城。”冯玉祥问道，“一进京，你们大家说，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有的说先到南河沿张家去活捉张勋，有的说到东交民巷将“蒙尘”的黎大总统先请回来，有的说先搜捕隐匿在民间的辫子兵，最要注意的是收集枪械。

    “你们说得都对，这些都是该办的事，不过不是第一件。大家再想，第一件是什么？”

    这时候鹿钟麟就聪明了，他站起来说：“既然是讨伐复辟，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消灭帝制余孽，一定要把溥仪撵出紫禁城，才不会有第二个张勋出现。而且清宫财产要收归国有，紫禁城要开放给老百姓，才不会有第二个袁世凯！”

    他一说完，冯玉祥将大拇指一跷，“鹿军械官的议论很高。”他说，“大家记住了，进了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以紫禁城为目标，集中必要的兵力，加以占领、封锁，更要注意，不能让清宫当中国家珍贵的财产受到破坏。这个任务，我交给鹿军械官了，到时候如何抽调兵力，组成特别警戒部队交由鹿军械官指挥，请参谋长预先做好书面作业。”

    “是！”邱斌当即提出要求，“我建议请鹿军械官参加作业。”

    “可以。”冯玉祥又说，“现在第一步工作，是探听敌情。马上派信队长出发。”

    信队长叫信忠全，是侦探队长。当时派人打听，张勋的辫子兵已开到廊坊以北的万庄，相距不远。信忠全一面派人哨探，一面偷接了辫子兵的电话，综合两方面的消息，研判敌情是：张勋所部共九个营，先开三营到万庄布置阵地，其余正陆续开拔之中。

    “不行！这个情报不管用。”冯玉祥说，“第一，张部九个营，不能全摆在万庄。第二，开到万庄的三个营，实力如何，到底有多少，布置阵地是布置得怎么样了，这些都要打听确实，而且还要快。”

    于是邱斌找了骑兵营营长张之江来商量，决定派一名姓易的骑兵排长去实地侦察。这个易排长年纪极轻，不过二十刚刚出头，但勇猛机警，观察力、判断力都很强，奉了军令，只带一支枪、一架望远镜，单骑出阵。十几里路，两个钟头不到，便已去了一个来回，而且有了很具体的情报。

    “开到万庄的辫子兵，大概五千人左右，零零落落，不成队形。正架起机关枪在休息。防御工事，尚未开始。”

    “这还不揍他个奶奶的！”

    冯玉祥用兵，以善于利用机会出名，同时亦得力于他训练认真，部下保持着随时皆能出击的最佳状态。因而“辫帅”出师不利，第一仗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当此时也，段祺瑞正在马厂誓师——马厂在天津西南，津浦路右侧，是运河上的一个码头。由此往东，有一条“马厂减河”直通北洋军阀的发祥地，本名新农的小站。在津浦路未修筑前，小站与马厂同为天津以南水路的要隘。津浦路修成以后，马厂因为可就近截断铁路，军事地位的重要又过于小站，因而派有第八师整师人马扼守。

    段祺瑞在未到马厂以前，短短两日之内，已争取到相当有利的条件。第一是黎元洪不理梁鼎芬的游说，拒受“封公”的伪命，走避日本公使馆，发出两道通电：一是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二是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使得段祺瑞能合法行使讨逆的任务。

    第二是徐世昌决定站在段祺瑞这面，在世续电告复辟之后，打了个非常圆滑的复电，开头称贺：“天祚圣清，复正大位，群情欢洽，矧在老臣？”其次表示：“幸祭昌明，亟思展觐。”但最后却是婉言辞拒入京的邀请，托词是“时当炎夏，辄扰病魔”，只好“稍缓时日，再图趋教”，更特别声明：“并非托故，当蒙鉴原。”这又是向反复辟的人表明心迹，他曾“托故”不参加复辟。当然，复辟果真成功，则正好“趋教”，话也很容易转得过来的。

    但就眼前而言，即令王士珍被劫持，而既有冯国璋之代行大总统职权，复有徐世昌的消极反对复辟，则段祺瑞对北洋系统，已具有绝大的号召力，所以檄文所至，各省响应，是在意料之中。

    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最后一段说：“祺瑞罢休以后，本不敢复问国事，惟念辛亥建设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今已服劳于民国，不忍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先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这不但自己站稳了脚步，圆满地解释了“受恩先朝”而又何以反对复辟的原因，而且已为“小朝廷”预留开脱的余地。只是“匪人”包括康有为在内，出诸梁启超的手笔，实在让“圣人”难堪。

    檄文发布之日，讨逆军总司令部亦即成立。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树铮为参赞，分别赞襄政治、军事。又以傅良佐、曲同丰为参议。总司令部下设五大处：秘书张志潭、军需曾云霈、交涉刘崇杰、交通叶恭绰、军法丁士源。

    到得七月六日，战斗序列亦编成了，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段祺瑞自领中路，以第八师为主力，李长泰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六混成旅配属东路，冯玉祥被加委为第一梯队司令。

    其时上海则有中山先生与海军总长程璧光，西南则有陆荣廷、岑春煊，江浙则有冯国璋、杨善德，纷纷通电讨逆。同时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亦接受委任复职，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声势，足使张勋胆寒。

    到得这时候，张勋才知道包办复辟犹如一个人独享一桌盛筵，再好的胃口也是消受不了的，甚至首席也不是他应该坐的。想来想去，唯有请一个人出山，才有维持这个局面的希望，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事实上载沣、陈宝琛、世续早都持此一看法，所以张勋上殿一奏，立即获准。但下上谕、派人迎接都嫌不够力量，决定由世续亲自打电话给徐世昌，极力劝驾。

    而就在这一天，东西两路都已发动攻势。守万庄的辫子兵，溃不成军，逃回北京，而驻通州的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驻南苑的陈光远部队，亦早都与段祺瑞、冯玉祥有了联络。因此，不过一天的工夫，十六混成旅宋哲元部及第八师王汝勤，已经占领以种花出名的丰台，直逼京城西南角了。

    见此光景，张勋已知必败，唯一的打算是，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一面奏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差缺，一面陈兵天安门、景山、东华门、西华门及他私宅所在的南河沿，摆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态。

    这一来宫里慌了手脚，背着张勋商量，由康有为、梁敦彦去见日本公使林权助，请他出面向段祺瑞说，不必苦苦相逼。林权助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婉言谢绝。

    于是仍旧只有寄望于徐世昌，但已不是来请他“辅政”，而是请他来收拾残局，尤其希望清室能继续享受优待条件。

    这在徐世昌是“义不容辞”的事，但他只愿为清室“竭力维持”，对张勋一无愿作援手的表示。这就逼得张勋不能不预备掀底牌了。

    七月八日那天，他发了一个通电，首言“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将徐世昌、冯国璋两人亦牵扯在内，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失着。

    因为这一来，徐世昌，特别是已经宣布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想帮张勋的忙也帮不上了，不然便有同谋袒护之嫌。因此，冯国璋在发布了褫去张勋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的职务，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的命令以后，进一步绝了张勋的归路，下令将张勋未经随同入京的部队，改归倪嗣冲节制。

    张勋却还在做全师撤回徐州的打算，他在通电中说：“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佐，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营，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王聘老”——王士珍却真有左右为难之苦。他本不赞成复辟，但既为张勋拖下水，当了“议政大臣”，不能不为“皇上”分忧。事实上七名“议政大臣”中，亦只有他跟陈宝琛在身份、地位上够资格与各方周旋。当然，他既不能唱反调，就不能不循从陈宝琛的意见。而陈宝琛因为力赞复辟，当然要图最后挽救之计，与张勋、王士珍商量，寄最后希望于张作霖，拟了一道上谕，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同时命他“火速带兵进关勤王”。

    仿照以前军机处的规制，“议政大臣”在“承旨”以后，本可用钤以军机处银印的“廷寄”，将上谕转知张作霖。但第一，“内阁议政大臣”的印信，尚未铸就；第二，直接颁赐上谕，显得体制隆重。所以陈宝琛用他那笔欧骨颜rou、隽整非凡的书法，亲自写了上谕，让宣统看过，到得要用宝时，发生了问题。

    藏在坤宁宫的御玺，一共有二十余枚，各有各的用处。像这些上谕，要用“法天立道之宝”。但印盒的钥匙在“北府”，派人去取，不免费时。一向言行无不中规中矩的陈宝琛，当机立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把印盒的锁头砸开就是！”

    于是砸开印盒用了宝，派御前侍卫张海鹏，星夜奔赴奉天“传旨”。哪知他一出城就让陈光远的部队逮住了，当然也搜出了那道命张作霖进关勤王的“密诏”。

    “怎么？”陈光远在问知经过以后说，“到现在陈师傅还不肯认输？”

    “不是陈师傅不肯认输。”张海鹏为陈宝琛辩护，“是宫里的那些太妃，还不舍得罢手。”

    “那好办！吓唬吓唬那些老太太就是了。”

    用什么方法去“吓唬”？众议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有人提议：“南苑不是有飞机？派飞机去扔炸弹，来个‘祸从天上来’，保险把那些老太太吓个半死！”

    此计大妙！陈光远决定照办。

    于是通知南苑飞行学校，派来一个姓敖的教官。陈光远问他：“能不能派飞机出去扔炸弹？”

    “可以。”敖教官说，“不过只有小炸弹，而且扔了也不一定爆炸。”

    “能不能把房上的瓦砸碎？”

    “那一定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原是吓吓人的。”陈光远说，“请你马上派一架飞机进城。”

    “是！”敖教官问，“是不是炸南河沿张辫帅公馆？”

    “不是！到宫里去轰炸。”

    敖教官吓一跳，“宫里？”他问，“目标呢？”

    “目标是乾清宫以北。请你留心，不要炸正殿，最好落在东六宫、西六宫的长街上。”

    接着便取来一幅地图，将紫禁城内部的位置，指点明白，敖教官欣然领命而去。

    这时是下午两点钟，溥仪正叫太监将上驷院养的骆驼放出来，又骑又拉地玩了好一会儿，复又回到毓庆宫去看“内阁官报”。突然之间，有飞机的声音。南苑飞行学校原是奉了命令，不准飞经紫禁城上空的，所以这时王士珍首先就紧张了。

    “怎么会有飞机？”陈宝琛问说，“来干什么？”

    一语未毕，只听“砰”的一声大震，溥仪立刻全身发抖，陈宝琛、梁鼎芬都吓得面无人色。

    毕竟王士珍是军人，急忙喊道：“卧倒、卧倒。”说着，自己先蹲了下去。

    这时太监们纷纷赶了进来，只听又是一声巨响。溥仪便赶紧往书桌下钻，陈宝琛双腿直抖，梁鼎芬躲到门后，一个个面无人色地屏息以待。

    不久飞机渐渐远去，声音终于消失。王士珍首先站了起来，将溥仪从书桌下扶了出来说：“不要紧了！飞机走了。皇上请回养心殿休息。”

    溥仪无法出声，太监们便簇拥着他，匆匆离去。这时惊魂未定的梁鼎芬开口了。

    “大清三百年，从来没有像这样犯上作乱的。”

    陈宝琛没有理他，王士珍也不作声，走到外面去询问轰炸的情形。不久，消息都来了。

    炸弹一共扔三个，一个是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一名轿夫；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子里，炸毁了一只角；再有一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

    “不能去碰，一掉下来会炸！”王士珍下令，“西长街隆福门附近戒严。”说完，亲自打电话给江朝宗，请他派一名懂爆炸的工兵军官，带人来把那枚未爆的炸弹弄走。

    等他交代完了，回进书房一看，陈宝琛、梁鼎芬都走得无影无踪了。

    王士珍叹口气退了出来，斜阳影里，独立苍茫，百感交集。最让他觉得窝囊的一件事是，“北洋三杰龙虎狗”的位置，必然要变更了！段祺瑞与冯国璋龙腾虎跃，自己呢，垂头丧气，顾影自惭，不像条丧家之犬？